中国产业链近几年不断外迁转移，欧美发达国家倡导制造业回流，那么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稳固？当前在全球地位如何？是否有一天会被越南、印度等国家取代？
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邢予青。邢予青是最早研究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学家之一，著有《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一书，并主编了《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制造》。他认为，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并成为其中心，是中国出口过去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而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当前全球价值链的布局逻辑已经有了变化，从追求效率变得更加注重安全与韧性，价值链在朝着多元化、分散化、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在越南、印度的竞争之下，中国企业要努力往价值链上游去突破，力争成为价值链的主导者。全球价值链的重整：
从效率到韧性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产业链向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转移、外迁的现象引发了很多讨论。你如何看待和解读这一现象？
邢予青：产业链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转移一直存在，这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因为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是根据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进行的，在现实中，各国的比较优势也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比较优势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过去是一个加工组装基地，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和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力成本逐渐升高，这些因素加起来导致中国在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全球分工任务上渐渐地失去优势，所以就开始有了产业转移，这不是今年才有的现象。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韩国三星就把原本在中国的手机组装产业链完全转移到越南，这也是自然的。现在大家之所以更加关心产业转移，是有一些外在因素加速了这个过程，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另外一个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你的观察，产业链往外迁移的程度如何？目前的转移和外迁趋势，是否有加强或扩大的趋势？
邢予青：的确是有加强和扩大的趋势。这里有疫情的因素，也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因素。由于贸易摩擦，中国大概有3700亿美元的产品要被征收7.5%—25%的惩罚性关税，而美国是中国出口的一个重要市场，从全球价值链布局来讲，中国承担的任务主要就是加工组装服务于美国市场的产品。
比如，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2015年从中国进口500亿美元的产品，相当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10%，这些产品基本是低技术含量的衣服、鞋、家具、家电等家用产品，他们都要被征收25%的关税。无论是中国生产厂商还是沃尔玛来负担，都是一个巨大的成本，所以中国的比较优势自然就会降低。当初外国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组装加工基地，主要考量就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25%的关税几乎可以把这所有的优势全部抵消。
另外，目前很多在中国加工组装的产品中，许多零部件仍是外国生产的。日本、韩国、德国、美国的零部件运到中国被组装成品，再运到美国时，也要被征收25%的关税，也就是说，这25%的关税的实际保护率要远远大于25%——比如，现在苹果手机还没有被征收关税，但如果被征税，那么它实际保护率将会是100%。因为中国企业制造苹果手机的过程中，主要从事的加工组装任务和提供一些低技术的零部件，创造的增加值大约为制造部分的25%左右。25%的名义关税带来的后果，相当于针对苹果手机在中国全部生产环节的增加值征收了100%的关税。
这种全球价值链的调整，波及的中国企业很多。他们是被动地在调整，跟着全球价值链中的龙头企业在往外走，一旦苹果这样的龙头企业要求他们把供应链迁出中国，他们只有照做，否则苹果就会减少采购。中国的歌尔股份是苹果耳机组装的一个重要供应商，就是因为这25%的关税，已经将生产线迁到越南了。同时，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很多也依赖欧美的技术和零部件。有些公司被列入了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他们现在也面临着如何寻找替代技术的问题，这是一种被动的供应链调整。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否会受到冲击？
邢予青：过去30年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最繁荣时期。我个人认为，经过过去30年发展，全球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价值链。在当前任何一个产品或产业中，你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身影。但因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原因，如今的全球价值链正朝着多元化、分散化和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来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因为在疫情冲击和贸易摩擦的影响下，跨国公司对于供应链的关注，会更加聚焦在安全和韧性上，而不再是效率和利润。所谓的供应链韧性，就是供应链不会或尽量不受到地缘政治、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一个重要的实现方法就是多元化布局，避免对一个国家太依赖。一个地区供应链出现了问题，另外一个地区就能衔接上，全球价值链就不会中断。这就意味着全球价值链至少要有两个，《经济学人》就预计未来将有两个全球供应链，即“中国+1”，短期完全做到“去中国化”还不可能，但他们可能在中国之外进行布局，或收缩回本国之内。
其次，这里也有各国国家安全的考量，比如新冠疫情暴发以后，各国意识到了基本医药品是属于国家安全保障的范围。在此之前，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药原料生产工厂，全世界约70%的制成药原材料都是中国生产的。疫情之后，美国、印度、日本等国开始把一部分药原料生产搬回本国，或是离本国很近的地方，日本大概拿出了2700多亿日元支持日企回迁，对在国内投资生产药原料的企业，提供50%的新投资额的高额补贴。这些举动都加速了价值链从中国的分散和外迁。再比如，中国是美国汽车工业最大的零部件供应国之一。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的汽车零部件都要被征收25%的关税，中国2019年对美国汽车零部件的出口下降28%，2020年下降了22%。显然2019年和2020年美国整个汽车市场并没有萎缩这么多，大幅下跌就是因为贸易摩擦后的调整。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中心，但还不是主导者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了很多次全球价值链，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和定义这个概念？它跟供应链、产业链有什么区别？
邢予青：任何一个产品，都是要靠一步步具体工序才能被创造和生产出来的。全球价值链主要就指一个产品从设计研发、制造生产，最后到零售的全过程，这也是一个产品从无到有、实现全部价值的过程。
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学家喜欢用的概念。为什么？第一，经济学家更关心产品价值实现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制造过程。供应链或产业链，更关心的是制造过程，而全球价值链则更注重整个链条，尤其是产业链条上的主导企业。比如，一部苹果手机的诞生中，哪个环节的价值最大？其价值链条是怎么形成的？是谁在主导它的布局？我们能通过考察一整条价值链，发现它的主导企业；而当你考虑供应链时，更多考虑的是供应链的完善性。价值链则侧重于产品的主要价值是在哪里产生的，也更关心谁获得了更多的价值。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国的供应链很强，这没错，但如果你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你就会发现是谁在主导着目前产业链的转移和重整——产品更多的价值还是来自于其研发、品牌等，制造过程其实是价值最低、贡献最少的环节。整个价值链上的主导者并不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目前还不能决定全球价值链重组和供应链的转移。
三联生活周刊：那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形成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起了什么作用？
邢予青：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就是巨大的，尤其是外贸出口行业。为了解释这一出口奇迹，中外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比如中国的比较优势、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进程等。这些都是一些经典理论，我非常同意林毅夫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发展，很多时候是不能完全被现有的经典理论来解释的，需要新的理论。
基于此，我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认为，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出口过去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呢？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会出口不同类型的产品，国家处于低收入阶段时，主要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随着平均收入提高，会逐渐进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带动产业和出口的升级。
但近几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全球化深入，贸易和投资前所未有的自由化，加之网络信息技术和航运交通发展，催生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性质和范围，让一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在地理上实现了分散的可能。全球价值链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演变：从商品和产业层面上的分工，进化到更为细化的同一产品层面上的任务分工，催生了生产任务专业化。一个产品的制造过程能被分为多个工序，在不同国家完成，从不同零部件的制造到最后的加工组装等等。
这背后是跨国公司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生产部分是重资产投资，但如果通过全球价值链，理论上从全球市场上获得的无形资产的回报就可以做到无限大。现在不是美国制造iPhone和Nike鞋子，而是中国和美国一起制造iPhone和Nike鞋，苹果和Nike公司将生产环节完全外包给了中国企业。在这个链条上，中国企业负责生产组装，主导企业则负责研发、产品设计、品牌推广、批发和零售等。
这其中的规模是巨大的，占中国出口额90%以上的制成品，绝大多数是在外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上生产和制造的。中国企业在各个产业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是最广，深度也是最深的，几乎很难找到没有中国企业参与制造的产品。中国占全球办公室用品出口第一、通信设备出口第一、鞋子衣服等很多行业也是第一，所以我觉得中国实际上是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中心。
在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现在高价值和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产品，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大幅增加，而农业、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则大幅下降。2007年，中国人均GDP大概只有2700美元的时候，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一高科技产品出口国——这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加入了全球价值链，成为高科技产品的一个加工组装中心，而不是中国原创了这么多高科技产品。有一个最好的例子能说明这一点：我们发现，如果按照价值链或者增加值的口径来统计，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将减少一半，因为中国为美国加工组装的包括iPhone在内的产品，都被现有口径统计为了中国的出口商品。
三联生活周刊：但这些听起来只是一个加工组装的工序，并没有太高含金量。中国如何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
邢予青：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也实现了出口奇迹。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品牌、技术和产品创新，以及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的溢出效应，系统地消除了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壁垒，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出口。我认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要归因于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
首先是品牌溢出效应。我们经常说Made in China，但很多中国制造都是以外国品牌销售的，即使在我们自认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耐克、阿迪达斯的衣服、鞋子等。全球市场中，很多消费者以品牌为导向，对于新进入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要进入这个市场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第一个门槛就是如何让消费者认识你，这很难。但中国企业以代工厂的身份加入全球价值链后，外国消费者对国际品牌的认可，就自动转化为对贴有这些品牌的“中国制造”的认可，从而降低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品牌认知壁垒。
其次是技术和创新的溢出效应。全球市场在不停变化，不断增长的新需求催生着创新，而当全球市场对新科技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时，对中国企业提供的服务和零部件的需求自然也会增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电池制造商欣旺达。欣旺达成为苹果的供应商后，为苹果提供电池组，这让他们不用在全球做广告，也能把电池组卖给全世界的苹果用户。iPhone的更新换代激发了新的市场需求，也转化为对欣旺达电池的新需求，甚至倒逼后者进行技术创新。
最后，加入全球价值链，能帮助我们克服进入国际市场的销售和渠道障碍，因为后者是由价值链的主导企业运营的。比如沃尔玛在中国约有5万个供应商，很多都是中小企业，如果靠他们自己去美国做销售是很难的，但是通过沃尔玛的渠道网络，他们很容易就能把产品卖到美国。基于此，一些国际贸易理论所强调的市场研究、品牌推广和全球销售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固定投资，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出口商来说是不必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中国在价值链中的这种以加工组装为主的角色，不可替代性如何？
邢予青：目前来看还不是很高。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跟生产的模块化有很大关系。所谓模块化，就是指一个产品被分为了不同部件的组合，每个部件可以独立设计，在不同地区生产，最后运到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的模块化降低了制造的技术门槛与进入壁垒，发展中国家能更容易地进入该产业，专注于组装等非核心技术，从而规避其在芯片、半导体等核心部件制造上的劣势。
比如组装手机，现在打开我们的智能手机，你就会发现很多核心零部件还是其他国家生产的，只是运到了中国进行组装，哪怕是国产品牌。在理论上，这些零部件运送到越南、印度也是一样的，只是需要建新工厂、买新设备，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供应链是有被替代的风险的。
好在，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市场，服务于国内市场的这部分价值链是不会离开，但服务于海外市场，特别是服务于欧美发达国际市场的这部分供应链已有了外迁趋势，比如佳能之前就是中国生产，主要服务于中国和国际市场，现在已经把服务于美国市场的复印机生产搬到了泰国。
三联生活周刊：那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的优势和独特性在哪儿？
邢予青：第一是规模。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这么多年，形成了他国难以替代的规模。对于全球价值链的龙头企业来说，想要在其他国家找到同等规模的加工组装中心和市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比如说Zara在中国的生产就是服务于全球市场的，它的绝大部分生产暂时还外迁不了，因为找不到同等规模的快速供应链。
第二是技术。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生产一定零部件的能力。加工组装本身不难，主要看你能否就地匹配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匹配上整条产业链的效率。随着技术能力提高，中国企业目前已超越了简单的加工组装，在全球价值链上向上移动，进入相对高增加值的环节，能独立生产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了。比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国，也是全球制药企业最大的原料药供应商。
这很重要。日本和韩国两年前发生过贸易冲突。当时由于慰安妇的问题，韩国最高法院冻结了日企在韩资产，日本政府就把一些韩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使他们无法从日本采购一些制造半导体的原材料，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几乎垄断了这些材料的制造，占有70%—90%的份额，韩国半导体产业很快就遇到了麻烦，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很快生产出这些原材料的能力。
第三是集群。基于我们的规模和技术能力，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集群。就一个产品组装制造而言，外国主导企业能在中国当地就采购到很多的优质零部件，这不仅为他们降本增效，也能加快其产品的更新迭代。比如他们在做新产品测试时，绝大多数供应商都能在中国产业集群里找到，便于协调。
中国企业：
从“弯道超车”到线性升级
三联生活周刊：有关越南、印度将成为“世界工厂”的讨论很多，一度还登上过热搜。目前越南、印度等国家在全球大价值链中处于什么位置？未来是否有取代中国的可能性？
邢予青：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提前筹划，未来的中国要朝哪个方向来发展。过去中国是世界工厂，但这不可能永远持续，因为中国要朝前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第一，也是一个世界级的市场，那么中国将来的方向是不是也应该朝“世界市场”去转换？这样的话，自然会有其他国家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许多人认为越南、印度目前竞争力还不够，但几十年前中国的人均GDP也不好看，后来也成了全球第一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目前来看，越南正逐步按照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往前走，以中国为榜样，做一个承接加工组装任务的基地，欢迎所有从中国迁来的供应链。有一个数据是，中国是世界手机出口第一大国，但很少有人知道，越南就排在第二，而不是韩国、日本和美国。这是因为三星很早之前就把产业链迁过去了，我们在市场上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越南制造NIKE鞋、优衣库衣服等。我们把全球价值链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以技术为主导的，比如苹果系列，另外一种就是以品牌为主导的，如沃尔玛、各种快消品等。对后一种价值链而言，那么越南已经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制造任务。
印度虽然制造业发展慢，但全球价值链除了有制造业，还有服务业。印度的软件外包服务是全世界第一，占全球软件外包出口的55%，已经走得很前，还逐步朝着附加值更高的方向发展，比如说软件设计、客户定制等。在制造业上，印度总理莫迪在2015年提出“Make in India”计划，印度在2019年开始对所有进入印度市场的电子电器产品征收20%的关税，这是有违WTO信息产品协议的，但为什么印度还收了？他们是想通过征收关税，迫使这些产品制造商把生产基地移到印度，现在中国的小米等品牌，都在印度有生产基地，这也是印度用贸易政策来加速价值链转移的手段。
三联生活周刊：那这种情况下，中国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去做一些调整或应对？
邢予青：中国应该尽快解决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制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这是政策层面的。具体到中国企业而言，我认为，很多过去依托产业链的成功企业，应该努力去变成价值链的龙头企业。因为现在全球价值链的重整是由龙头企业来主导的，多数中国企业还处于一个被动状态，如果歌尔股份不主动开始向越南转移，苹果可能就会寻找其他供应商了。
大家都知道的“微笑曲线”中，产品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的利润是最高的，同时也是风险最大的，加工制造利润低，是因风险低。中国企业过去多年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他们虽然受益于此，但在很多时候也养成了一种路径依赖：这些企业不用考虑生产什么产品，只用别人告诉他们就行；他们也不用管这些产品卖给谁，因为下单的是别人，销售也是采购商的事。很多时候，许多企业没有动力去往产品研发、设计、销售等环节去作延伸。这导致他们现在有些被动，假如现在市场一传出消息，例如，某个苹果供应商的订单被削减了，那这家企业的股票马上就会暴跌。所以中国必须要去涉足这些风险了，主动往价值链上端攀升。
三联生活周刊：“微笑曲线”中创新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长期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组装中心，中国企业会不会陷入一种“低增加值陷阱”？我们应该怎么去升级创新？
邢予青：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有两种路径，线性和非线性。线性升级是指，按部就班地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活动，比如从组装生产、核心模式化生产，最后到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品牌推广，一步步逐步升级。而非线性升级则是指，一个企业吸收了核心科技，直接从较低附加值的活动跃升到产品研发设计和品牌推广中。
过去20年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表明，中国企业并没有被困在所谓的低增加值领域。许多企业已经转向承接更复杂的任务，获得越来越多的增加值。比如我的研究发现，通过升级创新，很多中国企业现在都进入了iPhone价值链的相对高附加值部分。在第一代的iPhone 3G中，中国企业只负责加工组装这道工序，仅贡献了产品制造中3.6%的增加值，但到了iPhone X，中国企业已能负责触摸屏、印刷电路板、扬声器、电池组、不锈钢边框等零部件的制造，而不仅是加工组装，增加值贡献率激增至25.4%。这是沿着价值链上的循序渐进的线性升级创新，小米的MIUI界面、OPPO的VOOC闪充技术、华为的麒麟处理器，都是沿着线性创新和升级的例子。
虽然目前看来，操作系统、CPU、闪存、内存等关键零部件仍掌握在国外手里，中国企业也没有停止升级创新。很多中国企业选择“弯道超车”，走非线性升级的路子。他们以模块化生产为基础，通过采购国外核心零部件，直接跳跃到产品研发与品牌建设，成功创造了一批知名手机品牌，在国际市场上打破了三星、苹果的垄断。比如小米、OPPO、华为等品牌在获得操作系统设计、手机芯片组生产等核心技术能力之前，就能跳跃到发展品牌的阶段，成为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建立了自己的全球价值链。
三联生活周刊：不过当前的全球产业链调整，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进行“弯道超车”般非线性升级创新？如果是，我们应如何做好应对？
邢予青：是的。非线性升级的必要条件是，企业可以自由地在国际市场采购必要的技术模块和部件。但在当前全球价值链收缩重整的大背景下，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非线性升级创新在中国都是一种主流，比如中国的手机通信业、新能源电动车等等。这方面华为可能是一个例外，所以华为会被美国制裁。
因为线性的创新更多的是技术上的创新，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与长期技术的积累，无论是时间还是资金都会导致更大成本，这会让很多企业望而却步。与之相对的，非线性创新相对容易，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给很多企业提供了非线性升级的试验机会，由此造就了一批中国手机品牌。
现在全球价值链在收缩调整，甚至有些行业有与中国“脱钩”的风险。这时候，就需要企业进行更多的线性创新，去投入时间和资金，攻克技术壁垒、跨越技术门槛。他们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做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组装，特别是在有了一定技术和资金积累之后，应该更多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线性升级中去。
我个人感觉，这方面将更多地取决于企业家的思维和精神。如果一种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些技术壁垒很高的行业，那就得看企业家是否愿意去投入、去挑战、去冒险了，这要看企业家的考量。比如做研发芯片，你投入1亿美元、10亿美元也许什么都研发不出来，但你不投入，就永远不会有技术创新。
经过多年积累，有一批中国企业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甚至通过非线性创新取得了一定成功，我认为，他们应该利用积累的资金和经验去进行一些技术上的突破创新。这方面苹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代iPhone手机出来时，用的是三星芯片，后来三星也开始造智能手机了，成了苹果的竞争对手，苹果马上就推出自己的芯片，这说明苹果此前就一直在进行技术储备和创新。苹果的操作系统、品牌、设计，已经让它赚得盆满钵满，成为美国第一个市值3万亿美元的公司。但是，苹果依然在技术上创新不断，最近又推出了自己设计的M系列的电脑CPU，取代了过去一直使用的英特尔CPU。这背后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在推动着他们，那就是不断地挑战和超越自我的局限。我认为，中国企业家们也应该更多地具有这种精神，不要满足现状，而要在技术上实现突破，引领着行业的升级创新，带动中国产业逐步往全球价值链的上方延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信息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