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上幸存者 ——一位上海轮机长的故事

2018-09-30 16:17来源： 信德海事网

太平洋上幸存者

——二战时一位上海轮机长的故事

　　曾经听说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货船被德军潜艇袭击击沉后，海员们在南印度洋上漂泊了数月，最后在孤岛上生存下来的传奇故事。这位“中国鲁滨逊”就是我国远洋成立之初的老前辈沈祖挺轮机长。战后，英王授予这位二战英雄OBE官佐勋章。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华夏轮船公司总轮机长。后在我们广州远洋任职。

　　事也凑巧，今年中秋节我与王以京船长一起拜访了我们航海的启蒙的船长、我们的师傅张启令老船长。

　　老船长已80多岁了，但精神矍铄，十分健谈。拜访中我和王船长聆听张船长一段刻骨铭心的家族航海故事，是中国航海史中如同大海中一滴水一样被遗忘的故事。

　　张船长至今在皮夹子内珍藏了一张他父亲的照片。

　　他拿出了这张已经色泽斑黄的照片给我们看。张父穿了非常摩登的西装领带，显示了上海老克勒的神态，让我们对这位航海前辈肃然起敬。

　　张船长的祖籍在宁波，与大部分宁波人一样，父辈兄弟四人都是海上打鱼人，家境贫寒。

　　张船长的父亲张定有（1891年——1949年、以下称张父）进入宁波乡下私塾学堂学习，到了三年级就辍学了。年少的张父不甘与兄长们一样到海上打鱼，由此萌发了到上海谋生的想法。

　　在朋友的介绍下，张父不到16岁就独自一人来到了上海，进入了在浦东马勒修造船厂（今沪东造船厂），在船厂做起了钳工学徒。

　　张父天资聪慧，很快把钳工的技艺全部学到手了。但船厂的谋生很艰苦，工资很低，无法维持他在上海的生活和立足。

　　他听说可以到远洋船舶上工作可以获得很高的薪酬，毅然决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走上了远洋船的舷梯，从此开始了他一辈子的航海生涯，演绎了一场波澜不惊的航海故事。

　　张父凭借他在马勒船厂的钳工手艺经历，就在燃煤的蒸汽机船上当起了铜匠，专门在机舱和甲板上维修蒸汽管路，技术精湛，获得了轮机长的大拇指赞扬。

　　虽然技术出众，但在外国人称道的远洋船上，中国人一直受到压制，外国人仅仅把中国海员作为劳动力使用，重要的岗位都给外国人把持。在压抑的环境下，在张父不畏欺压，努力学习机舱轮机员的知识，并很快掌握了机舱管理的技能。

　　他还自学了世界海员通用的英语，数年之后就掌握了流利的英语。使得他在外国人的船上语言和工作都没有了障碍，在船上工作更是得心应手。

　　张父觉得他应该做轮机员的工作，于是在船工作期间，利用一切空闲机会挑灯夜战学习轮机管理知识。数月之后，到上海海关船务部门进行轮机员职务证书考试。张父竟然在全英文的考卷中取得了优异考试成绩。职务考试通过！

　　此后，他拿了证书就在船上开始了初级轮机员的职务工作。其轮机员技能突飞猛进，每天以流畅的英文书写轮机日志，记录轮机运行的状况，薪酬也极大提升了，不久就被提升为三管轮，生活也开始稳定了。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其终极阶段，即帝国主义过渡时产生的不可调和矛盾、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基本上被列强瓜分完毕，新旧殖民主义矛盾激化、各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秩序划分不对等的背景下，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而爆发的一场世界级帝国主义战争。

　　1914年7月世界大战爆发，影响了整个世界，也影响世界航运业。很多在中国船公司工作的外国船长、轮机长纷纷卷铺盖离开了商船，被召回国参战。到了一战结束时，中国航企的商船基本上没有外国高级海员留下工作了。船公司上的重要岗位都空缺了。

　　但中国航运企业的商船还得运行，还得从事航运业务。由此，张父被船公司破格从二管轮岗位越过大管轮，直接提升为轮机长，成为当年中国少有的中国籍轮机长。后来，他一直在公司总部在上海的，香港的华胜公司的船舶上服务。

　　几年之后，张父有了积蓄之后，就在上海虹口区的唐山路附近购买了房子，成家立业了。养家的责任全部落在了张父身上，他仍然一个人过着船舶上飘荡异乡的生活。

　　二次大战硝烟滚滚，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出动军队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一时间，中国南海、太平洋西岸燃起了硝烟烽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的商船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向以美国为主的盟军运送民生物资和军用物资，成为西太平洋、东南亚和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联盟国家的第二海军力量，这是一支海上战争的后勤保障的有生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感觉到敌对的商船对战争的控制的作用。为了切断盟军的海上运输线，日本海军就派出了大量的潜艇在北太平洋、东南亚、南中国海上实施了海上打击盟军商船。

　　在1941年的冬季，鉴于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日本海军就在这条商船习惯航线上派遣了大量潜艇伏击盟军的商船。

　　张父的商船也在此时执行了向关岛运送民生、军用后勤物资的任务。

　　船公司告诫船长，航行在习惯航线的敏感洋区一定要加强瞭望，对日本海军的潜艇多加防备。具体落实了将吊放式救生艇旋转到舷外，简便式救生筏随时投放洋面的措施，海员必须将救生衣放在随时能够拿到的地方。

　　作为轮机长，张父还对蒸汽机和推进设备特别维护保养，以便维持正常航行外，还能在应变时能够及时逃脱潜艇的袭击。

　　可是，战争中手无寸铁的商船，怎能敌得过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海军潜艇的袭击。就在北太平洋低纬度地区航行的时候，在一个傍晚时分，太阳浸入远方的水天线后，一艘日本海军的潜艇在商船附近出现了。潜艇的潜望镜伸出了海面后，明显地，在洋面上划开了一道水线。他们正在用潜望镜搜寻袭击的目标。张父的商船被潜艇发现了。日本海军潜艇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后，识别出了这艘商船属于敌对国家的运输船。于是，潜艇就向商船发射了鱼雷。

　　商船很快被鱼雷击中，潜艇露出水面后还升起了日本海军旗。

　　商船很快起火了，货舱大量进水了。船长拉响了弃船的警报，按照应变部署程序，海员们迅速登上了救生艇。他们还担心救生艇是否被潜艇发现，然后穷凶极恶的日本海军是否对海员杀戮，以达到灭口的目的。

　　好在船长在被潜艇发现时，就对外发出了紧急求援的电报，当船舶即将沉没时又发送了SOS求救信号。潜艇看到商船沉没后再也没有无线电报的呼救声，以为海员都随船下沉了。

　　潜艇在击中下沉的洋面转悠几圈后就走了。在夜幕掩护之下，救生艇幸免于难，张父清点了一下海员人数，仅少数海员逃脱了被猎杀的厄运。救生艇上的海员开始了恐怖的随波漂流的救生行动。

　　当在太平洋上漂流数天之后，张父的救生艇被闻讯而来的美国军舰救起来了。张父幸运地获救了，但幸存者全部被遣送到了澳大利亚北方的某一个港口后，再也无人收管他们了。海员们为了生存只能各奔前程，分散了。很多人直到终老都在异乡度过一生。

　　当时，澳大利亚也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穷国家，张父和幸存者只能在澳大利亚利用掌握的钳工技能在工厂打工。因为他们想通过劳作积攒路费，在时机成熟时回到祖国去。

　　那些到香港去、到东南亚去的客轮都不敢贸然出航。盟军的军舰和日军的军舰都在太平洋上战火正酣，大战热火朝天时，让炮弹飞到哪里都没有准头，任何一家船公司都不愿意搭上身家生命，冒险赚钱。

　　张父不得不在澳大利亚打短工、临时工煎熬下去，期望战争早一点结束，返回家乡。

　　在上海，当船公司将商船被日军击沉的不幸消息告诉家属时，张船长一家失去了顶梁柱，他们呼天喊地也回天无术。知道家庭受到了逆天变故，读小学的张船长没有了经济来源也不得不辍学了。从此，他们失去了父亲，只能靠母亲的微博收入维持生活。

　　终于熬到了二次大战的结束。张父还是滞留在澳大利亚，不能回家。因为积攒的钱无法购买船票。张父想出了一个办法，就到澳大利亚的轮船公司应聘，到船上做轮机员。终于离开祖国七年之后，他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当他把不幸的遭遇过程告诉了香港华胜公司高层后，他们兴奋至极，就把张父当成英雄来看待。

　　公司负责人询问张父还愿不愿意在商船上继续担当轮机长之职，张父不假思索就答应继续为华胜公司服务。于是华胜公司安排船舶接送张父返回了上海。

　　在上海码头，华胜公司总部组织了员工在码头上隆重迎接英雄的轮机长回归公司。

　　此刻，张船长全家才获得张父还活在世界上的消息，并得知他在澳大利亚当了七年苦工才返回国内的艰苦历程。

　　张父也知道了他们家的变故。在日本发动的8.13上海侵略战争时，他们逃出了唐山路的住房，走后不久日本的炮弹就将住房炸平了，他们全家过上了居无定所的日子。一段时间还回到宁波农村躲避战乱。

　　张父从1947年底开始又上船工作了，他们的家庭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叮嘱他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张船长和四个哥哥也重新开始了学业。最终他们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好的工作岗位。

　　根据张船长口述，他们五个弟兄几乎都从事于航海、航运职业。一个哥哥继承父业成为了船舶轮机长、他的另一个哥哥时造船厂的总工程师，还有一个据说在海关工作。

　　张船长在解放以后考取了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后来三校合并后，在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系毕业，参加了共和国的海运工作。（点此查看张船长的故事：船长典范！——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的张启令船长）

　　在上海解放的前夕，船上工作的张父由于劳累过度，操持家庭的艰苦，他得了严重的胃病。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最后确诊为胃癌。1949年1月病逝在上海医院，后来安葬在闸北公园内（当时的闸北公墓）。

　　张父没有见到解放军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的喜庆日子。他的传奇故事也就在1949年1月之后戛然而止，直至烟消云散，再也没有人想起了。

　　而我的师傅张启令船长却一直铭记父亲这段被人遗忘的航海历史。

　　我们在中秋节拜访中，张船长眼睛中闪烁晶莹的泪花向我们讲述了这段故事。

　　他把他父亲在船上用过的管子钳和他父亲留下的刮胡须的刨刀一一展示给我们看。

　　张船长说：如果管子钳和刨刀能够开口说话的话，我想父亲的故事更加精彩。

　　张船长拿着他父亲的照片久久凝视着：

　　“尽管我的航海生涯道路非常曲折，但我为中国远洋服务了一辈子，在船长的岗位上退休。我们希望年轻的一代海员不要忘记过去中国海员被外国人欺凌的遭遇，国家航权丧失的痛苦。我们希望年轻人继承老一辈海员为了正义和祖国解放不惜牺牲的精神，这才是今天航海界最为宝贵的财富。”

　　我告诉张船长，我们一定要把老前辈的海员故事用文字表达出来，让世人了解我们的海员具有大海一样的胸怀，以及如同海燕一样勇敢地与大自然搏斗的精神。

　　王以京船长和张启令船长的合影

　　胡月祥船长与张启令船长的合影

　　船长典范！——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的张启令船长

　　今年是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自1946年复校后的72年校庆，吴淞商校培养的学生为祖国的航海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远洋公司有许多船长都受到过他们的恩泽和教导.上世纪70年代，我们这批50年代出生的年轻海员，正是在他们悉心的传帮带之下，个人航海技术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受了远洋大发展的洗礼，并亲身见证和经历了国家的集装箱船从无到有，直到发展到第四代和第五代的宏伟篇章。师生之谊永难忘，带着感恩的心情，趁着中秋佳节，我和胡月祥船长约好，一起去看望我们的老师和师傅------张启令船长。

　　张启令船长，宁波人，四方脸，肤色白净，人端庄，两眼炯炯有神。当年，贝汉庭船长在欧洲突发心脏病，不幸以身殉职，去“香河”轮接班的正是张启令船长。他到船后，即令封存原船长室，其所有物品原封不动，由贝船长家属到船后处理。他主动为别人着想，自己住客房，尽管工作不便，但正是他的这个决定，保护了贝船长的名誉没有遭受损害。

　　张船长在“香河”接班后，即发生了前引水员在下舷梯时，头碰到舷梯上方钢丝铁板受伤起诉船方要求赔偿的事。张船长对起诉方说，该船是德国船厂造，设备符合当事国船检规定，但人员上下头碰伤，估计是应带安全帽而未带，是自己不小心所为，也说明他的安全意识淡薄，怎么能叫船方负责呢？对方原以为新来的船长对船情况不熟悉，听了这个意见，只知理亏，再也不来找麻烦了。

　　张启令船长和家人在一起

　　这被旁人看起来似乎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殊不知，各个国家的引水员是一个国家的窗口，都是远洋船长出身，受到很高的待遇。在船出了点事故，无论大小，凡是告船方过失的，没有不胜诉的。而在经验丰富的张船长面前，此事就大事化小一风吹了。

　　类似这样的事还真不少。

　　一次，张船长的集装箱班轮驶出温哥华，港口当局通知张船长说：“由于你船出港时船的速度太快，造成了河岸一停靠船浪损，要求赔偿损失。”

　　张船长仔细了解了当时受浪损船的情况，说，不可能！一是因为我们船大，出港时你们派来最有经验的引水员引领我轮，他严格遵守港章，没有超速；二者，引水员的操作很谨慎，也因为速度较慢，本船掉头的时间也比平时拉长了；另外，小货船靠在岸边，涨落潮，缆绳没人收紧，说明没有一个值班人员在甲板上值守，如果值班员保持警惕，及时收紧缆绳，船就不会离开泊位，也不会前后飘荡碰撞码头了。张船长分析得有理有节，弄得港方无话可说，只能握手言和。

　　船抵美国洛杉矶，装卸货箱的过程中，海员来报告说：

　　“一装卸工人不小心跌落大舱，已送往医院。”

　　此类事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一遇类似事故，码头工人就会罢工，工会便立即出动要求赔偿。曾有一条中远船，在美装卸时，一工人在甲板上滑了一跤，称船上有水没擦干所致，便引发了工人罢工和要求高额赔偿，成为中远公司的一次事故教训。张船长闻讯，立即下到大舱做现场检查，全集装箱船，货舱内全是格栅，并不像杂货船有二层柜。

　　而且，工人跌倒的货舱里也找不到痕迹。机智的张船长心里一下就有谱了。他告诉代理“工人在船跌下大舱，就要找出证据来，舱内都是格栅，箱子挂钩起吊，按照装卸工人的操作惯例，在挂好钩后必须离开箱子。由于箱子是通过两侧的格栅上下，所以，不可能倾斜，除非钩子没挂好；还有，送医院前也没通知我船长，怎么去证明工人跌伤的事实根据呢？”

　　由于张船长据理力争，原本伤脑筋的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张启令船长人品端正，一身正气。他不吸烟不喝酒，早晨起来就是一杯咖啡。船上设有烟酒库，有船长专用的招待烟酒，但他一尘不染。

　　他的办公室和房间，每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烟酒味。

　　每当船靠了码头，相关的人员一批接着一批到船，张船长都在大台接待他们。

　　有时，有人员直接到船长室去找他，他也会主动关照来人，拿了烟请到别处去抽。国内港口不少办事人员都感觉张船长不近人情。但正是张船长这特殊处事方式，使整体船舶保持了清明严正的风气。今天回忆那个比较规矩的年代，真称得上廉洁了。

　　其实，人们只看见张船长冷峻的表面，却并不太了解他为海员兄弟的热心。船抵伊拉克巴士拉港，代理上船，大家盼信心切，都围着代理要家信。

　　代理说，这次没有信，远航几个月的兄弟们一听，心都凉了。张船长没说话。办完手续，他亲自随车直奔代理行，他要亲自看一看查一查，到底有没有海员的信。到了那里，只见海员的家信堆得满地都是，原来代理偷懒，谎称没信。代理自知理亏，急忙收拾整理。张船长说，你们都知道“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吧，人心都是一样的，你们当船舶代理的，该多为海员着想啊！

　　那时，船上有奖励基金，这是公司对船舶实行船长负责制后，专门由船长负责支配的奖励制度。张船长根据海员的实际工作表现，及时发放奖励。一天晚上，船在去日本途中遇到大风雨，驾驶台顶上的桅灯坏了，经电工检查，线路没有问题，是灯泡坏了，需要爬上去换新的灯泡。桅灯坏了，会造成来船误判，影响避让安全，需要马上修好。可风雨很大，电工对爬大桅有点害怕。

　　此时，只见一水老施二话没说，穿上雨衣就爬上大桅，不一会就把桅灯换好了。张船长非常高兴，连声称赞一水老施，称船上就需要这样的勇敢精神，并当着大家的面当场给予了奖励。

　　下班后，老施向大副说起这件事，觉得是自己应该做的，张船长却给了奖励，心里感到很激动。当时，大多数船长怕得罪人，用“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来处理奖励基金，张船长奖励优秀的做法，才是真正能起到激励工作热情的作用。

　　可惜，管理部门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号召全体船长仿效，结果，这一奖励基金大多没起到应有的作用，终被公司作为理由收了回去。

　　记得张船长常对我们说，当远洋船长除了开好船管好船，还要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的疑难事。他又总结说，在国外，只要你有理由，就能被那些官员们接受。

　　一次，张船长去“金田海”接班，船跑欧洲航线，在港时保险公司派人来调查上航次出港时的水尺，称当时出港的水尺记录是超载了，他们拿了一堆表格给张船长看。张船长初来乍到，椅子还没坐热呢。他给保险公司的人员客气地打招呼，给他们每人倒咖啡，笃悠悠地告诉他们，船在港的水尺超了一点，不能说明超载，港内的水比重与海上是不一样的，港内是泥沙的半淡水河，不能与海水的浮力相提并论，你们不是航海专业出身，当然不留意海淡水的比重差异。轻轻的几句话，说得保险人员一时无语。接着，张船长与他们随便聊聊其他的事，嘻嘻哈哈了一阵，也就完了事。

　　都说技术精湛的人麻烦少。其实，正是有了高超的技术，才难不倒他们，才能遇事淡定，如四两拨千斤。

　　一段时间，中远有某个船长说，为了集装箱船的稳性安全，过巴拿马运河时，超过两千箱位的船，舱面装箱不能超过5层高，前面即使装空箱也不行。而且，还印成文件，告诫所有船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