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ICC仲裁院的第一位女主席，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位”——专访国际商会（ICC）国际仲裁院主席萨洛蒙女士

2021年萨洛蒙女士正式成为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近百年历史上的首位女主席，在一年多的时间，她努力促进国际仲裁“客户观”的转型，调整了国家委员会和组织推荐仲裁员的规定，并宣布重组国际商会“一带一路”委员会，显示出对亚洲地区的重视以及务实、开放的风格。

“我是ICC仲裁院的第一位女主席，

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位”

——专访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主席萨洛蒙女士

（作者：毛晓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国别法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2021年7月，作为全球知名的国际仲裁机构，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 Court）（以下简称“ICC仲裁院”）迎来了第一位女性主席——克劳迪娅·萨洛蒙女士 （Claudia Salomon ），在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写下历史性的一笔。萨洛蒙女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长期从事国际仲裁工作，尤其擅长解决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复杂疑难案件，成为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在国际仲裁服务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她将如何带领ICC仲裁院保持传统优势，迎接即将到来的百年庆典，为此我对她进行了一次专访。

首位“女掌门人”

毛晓飞：非常感谢你百忙之中接受这次专访。作为ICC仲裁院历史上的首位“女掌门人”，大家非常感兴趣，你最初是如何踏入国际仲裁领域，并一步步成长起来，最后可以获得主席这一重要职位？

萨洛蒙：我出生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在很小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律师，其实家里没有其他人从事律师职业，可能更多是出于自己对雄辩力量和正义理想的着迷。一开始，我是作为商业诉讼的律师，后来在1998年的时候，有个机会访问一家新公司的诉讼部门主管，他跟我说，国际仲裁是未来的大趋势。当时他的话真让我有种醍醐灌顶之感，意识到跨境交易的增加必然会让国际仲裁大有可为。这样，从2001年开始，我从商业诉讼与仲裁的混合业务转变为完全的国际仲裁。我去了捷克的布拉格，参与当时很大的一个国际投资仲裁案，即“萨鲁卡诉捷克共和国案”（Saluka v．Czech Republic），我们的律师团队代表捷克政府。原本计划是在那里待一个月，结果最后我待了三年，其间处理了许多欧洲的商事与投资仲裁案件。在最后一年里，有三个月，我同时参与三个不同案件的三个庭审程序。

毛晓飞：在你成为ICC仲裁院主席以前，是以律师身份还是仲裁员身份参与国际仲裁时间更多呢？

萨洛蒙：在过去25年多的时间里，我主要作为仲裁律师代表公司或政府处理一些非常复杂、争议标的额大且有影响力的案件。我非常喜欢帮助客户搭建顾问团队，制定战略，满足客户们的目标。在此期间，我也有机会丰富自己作为仲裁员的实践，在世界很多地方担任仲裁员，熟悉了主要机构的仲裁规则以及普通法、大陆法地区国家的仲裁法律制度。在国际仲裁实践中，总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情况，我一直感到很幸运，能够获得当事人的充分信任。

让我最难忘的一个时刻是，有一天我突然收到来自一个亚洲国家总检察长的短信，问是否能够代表他们国家进行谈判。我不确定短信中应当使用什么样的敬语回复，但是我知道答案就是“是”。从2021年初开始，我作为独立仲裁员参与国际仲裁，2021年7月1日开始担任ICC仲裁院主席。

毛晓飞：作为首位女主席，现在感觉如何，是否觉得人们对你有着更多的期待？

萨洛蒙：能够获得这个职位，是我的荣幸。我的前任亚历克西斯·摩尔（Alexis Mourre）主席自2018年以来一直大胆坚持提高ICC仲裁院的性别平等。考虑到2015年时，ICC仲裁院的女性比例只有10％，他的努力不容低估。我知道，自己恰好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之上，踏上了几代女性国际仲裁人所铺平的道路。我想，我是第一位女主席，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位。

促进国际仲裁“客户观”的转型

毛晓飞：目前国际仲裁行业的竞争十分激烈，在不少仲裁机构不断推出改革创新举措的情况下，你认为ICC仲裁院如何能继续保持自身的地位呢？

萨洛蒙：我目前考虑的是要在国际仲裁的各个方面都确立“客户观”，也就是说，将当事人作为我们的客户，因为他们是国际仲裁服务的真正推动者。我认为，这需要准确定位当事人在每一特定案件中到底想要什么，从而提高我们回应这些期待的能力，最佳的方式就是要让当事人更深入地参与国际仲裁的过程。通过这种方法，当事人可以对解决争议的方式拥有更多控制权。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企业内部的法律顾问在业务战略规划以及风险控制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承担的角色日益重要，我们要为他们直接参与国际仲裁提供更好的机会。

展望未来，我们还将重点关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且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中小企业的需求。他们需要一种可以解决小标的额纠纷的有效手段。目前，我们正在国际商会广泛的网络中寻求密切合作，如国际商会正在世界各地建立创业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专门的服务与帮助。

此外，我们将更加专注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争议，因为这些新技术引领下的高端制造业增长十分迅速，预计相关纠纷将会增加。当然，ICC仲裁院大约40％的案件涉及能源或建筑及基础设施领域，估计这一趋势也将继续下去。

毛晓飞：我注意到，你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国际仲裁中的认知偏见和“马斯洛锤”。你会考虑如何通过ICC仲裁院的工作来克服你所提到的那些偏见呢？

萨洛蒙：“马斯洛锤”指的是一种认知偏见，就是人们对自已熟悉使用的工具总是过度依赖。换句话说，如果你手里有一把锤子，那你可能看到所有的一切问题都像钉子。在解决国际争端时，国际仲裁是大家习惯使用的工具，但我想说的是，解决争议的工具箱中有很多工具，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重新利用这些工具来满足客户的目标与需求。

选择工具箱里面最好的工具就要让当事人深度参与国际仲裁的过程。如果我们可以让当事人更多直接参与仲裁程序，让他们对解决争议的时间与成本发出最敏锐的声音，这样就可以将当事人的期望与仲裁过程进行更好的协调。这里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鼓励企业法务与企业业务代表参与案件管理会议。

另外，根据2021年的《ICC仲裁规则》，仲裁庭可以“鼓励”当事人和解，这与以前的措辞有所不同，以前仲裁庭只是“通知”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理想的做法是，当事人在程序时间表中安排调解或协商的“窗口期”，最好是在第一次案件管理会议上进行协商，当然以后也可以，只要能将把调解与和解安排到整个程序中就行。

还有，早期的案件评估同样有助于当事人在纠纷出现的早期来考虑如何解决，要让当事人更好地了解仲裁成功的机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即使不能达成和解，也会有助于当事人关注争议的实质与重点问题，提高仲裁效率。

毛晓飞：仲裁员是仲裁案件审理的“灵魂人物”，如何指定合适的仲裁员是仲裁机构的重要职能，也是一份职责所在。我注意到，ICC仲裁院在2022年新发布了一份《有关国家委员会与组织推荐仲裁员的指引》（“《指引》”）。这份《指引》将会对仲裁员的指定带来哪些变化呢？

萨洛蒙：首先，《指引》会要求国际商会的国家委员会与组织设立一个专门负责仲裁员推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应当向社会公开，且委员会成员不能推荐自己作为特定案件的仲裁员。此外，根据国际商会仲裁中的一般实践，ICC仲裁院不会在12个月内委任同一人为仲裁员，其目的是为了减少重复指定。

为了扩大可指定仲裁员的范围，我们取消了原先要求可指定仲裁员必须曾经在国际商会的仲裁案件中担任过仲裁员的硬性要求，同时还取消了国家委员会只能推荐本国仲裁员的要求，这好比说，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也可以根据情况推荐非中国籍的仲裁员为仲裁案件的仲裁员，从而扩大可推荐仲裁员的范围。

时刻关注中国的变化

毛晓飞：国际商会的“一带一路”委员会成立于2018年，在2022年的时候，你宣布了新一届委员会委员组成，有一半以上的委员是企业代表，请问这种变化背后有什么样的考虑？

萨洛蒙：我们重组了“一带一路”委员会，希望可以更好地关注“一带一路”的争议解决问题，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争议。很明显，中国当事人在合同谈判中的地位增加不少，而随着对解决“一带一路”相关商事争议的进一步了解，委员会需要更多考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事投资与贸易的重要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的争议解决需求。委员会的作用就是增强人们的意识，巩固ICC仲裁院作为全球值得信赖的争议解决机构的声誉，使其成为“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服务的重要提供者。

毛晓飞：目前ICC仲裁院在中国内地只有代表处，不能进行实质性的仲裁案件管理。考虑到中国政府已经在一些地方，如上海、北京，出台政策引入境外仲裁机构，未来ICC仲裁院是否会考虑在中国内地进行仲裁案件管理呢？

萨洛蒙：在2021年的统计中，中国当事人位列第八，有73名中国当事人参与了国际商会的仲裁。亚洲地区的新加坡作为仲裁地在统计中排名前五位。目前，我们在香港、新加坡都设有亚洲案件管理团队，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新加坡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上海有一个代表处，北亚区主任黄志瑾和她的团队就在那里。当然，现在我们也密切关注到中国《仲裁法》的修订，包括有关外国仲裁机构如何在中国设立案件管理机构的规定。如果有机会，我们会考虑相应的计划，但在短时间内，还是主要专注于为仲裁的重要参与者，包括企业法务、年轻律师和仲裁员等，提供更加合适的培训计划。此外，我们还致力于提高亚洲仲裁员的知名度及其获得指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