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全球供应链简史

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演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最近几年由于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原因，全球产业链不断重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有何应对之策？本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在《经济50人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来，原标题为《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与中国的应对之策》，包括三个方面：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如何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再次抢抓机遇。

来源：东西智库

作者：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

全球产业链重构有变化的内容，也有不变的内容。第一个趋势是全球分工不断地深化。这是全球产业链不变的一个内容，但是它的分工和深化实际上是在加速。

回顾过去几十年，推动全球分工不断深化，从而形成今天的全球分工网络有两个基本的因素：第一个基本因素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多种技术在推动全球分工的深化。其中有两类技术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第一类是跨境物流运输的技术。国际贸易本身就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结果，因为物流太贵，所以每个商品都有一个自己合理的物流半径，太远物流成本过高就不合算了，竞争不过进口国。当年的丝绸之路是靠骆驼运输，海上丝绸之路靠船队，效率都很低，后来随着技术进步才有了汽车、火车和飞机。目前影响全球贸易最重要的物流技术是大规模海运技术。今天的集装箱海运船造得越来越大，以前我们觉得万吨巨轮已经大的不得了了，但是现在建造的集装箱轮或者是拉铁矿石的散装船可以达到40万吨。如果你到码头去看，整个船有一百多米长，非常壮观。原来对港口水深的要求是几米就行了，现在要深十几米、二十几米船才能靠上岸。为什么要造这么大的船呢，因为装的货物越多，摊到每吨商品上的物流成本就会越来越低。

集装箱运输是制成品运输最大的载体。虽然现在中欧班列发展很快，但是中国绝大部分的商品进出口都是通过海运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全球经济的重心都在向海岸带靠近，也就是说离海岸、离港口大概300公里以内是全球经济的重心，内陆的城市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二类是信息技术。你要开展国际贸易、开展国际投资，就必须进行频繁地信息交流。以前人们靠写信、发电报，后来发传真，效率都不高。记得当年我要给美国的一所大学发一份传真，当时北京市的民用电讯，只能在复兴门电报大楼办理发送国际传真，而且发一份传真A4一张纸就要花130多块钱，我当时在大学当讲师，一个月的工资才97块钱。如此之高的信息流成本，当然会大大地阻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想到非洲投资建工厂，怎么实施管理呢，怎么才能掌握它的经营状况呢？我整天打国际长途电话得多贵啊，你想让非洲的公司频繁地汇报它的运转情况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因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进步，今天我们想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直接拿手机发一个语音，非常方便，成本近乎于零，它大大促进了跨国贸易、跨国投资。而且信息技术的进步，又改进了我们的物流。现代物流有一项特别重要的进步，就是通过信息技术来管理物流，可以让库存做到最低，让货物往来运输能够做到更加的均衡，充分利用运力降低成本。所以这两个技术是最重要的。

今天大家问产业链重构是不是因为逆全球化思潮就反过来了？我的回答是不会的。物流成本还会进一步降低，信息技术还会继续地进步，作为推动全球分工深化的技术进步的力量是在强化而不是在减弱。即便今天的技术水平已经足以支撑很深的国际分工，未来的技术还会进一步推动全球分工的深化。

第二个基本因素是制度性障碍的持续减少。影响全球化除了技术因素以外，有一个障碍就是各国的制度。在1929 -1933年大萧条以前是有过一轮全球化的，那时候不仅投资是自由的，货物是自由的，人的跨境流动都是自由的。大家都看过一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那个杰克小帅哥是怎么上的船呢，因为他在赌场赢了一张船票，拿了船票就可以上船了，如果是今天他还得去申请签证。所以，那时候人的跨境都很自由。但是到1929-1933年，美国出现了大萧条，失业率急剧上升，25%的人失去了工作。当时美国率先实行了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把关税抬得很高，保护自己的市场，想着要少进口多出口。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开始抬高关税，于是其他各国竞相模仿，也纷纷加征关税。

所以，在1929年、1933年，由于美国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使得世界各国的关税水平都大幅度提升，导致那一轮的全球化出现暂停。这个暂停一直持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家反思说我们为什么会发生世界大战，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市场出现了分割。这种情况下，德国、日本这些新兴的国家要获取资源、开拓市场，它不能通过经济的手段来实现，于是就引爆了战争。所以，自由贸易本身可以为全球和平创造条件。当然如果说有了自由贸易就没有了世界大战，我们还不能这么说，但是它的确有利于减少发生战争的概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构造一个持久和平和繁荣的世界，除了在金融领域搞了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贸易方面认为要搞自由贸易。所以当时计划搞一个叫国际贸易组织——ITO，在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就先签了一个关贸总协定，最早是23个缔约方，当时的中华民国是缔约方之一。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的地位。

关贸总协定经历了8轮的谈判，不断消除影响贸易和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最早是降低关税，现在发达经济体的关税水平平均2%点几，中国的关税水平平均值是7.5%，实际征收水平是4%点几，所以关税已经不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主要障碍。更重要的是取消了所有的非关税壁垒，就是所谓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等等。乌拉圭回合又开始谈服务贸易，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等等一系列的协定，在多边层面上大大地降低了制度性障碍，大大提高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与此同时，自由贸易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很多国家在国际条约的义务下不断地削减关税、非关税壁垒、投资壁垒，同时自主做了很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举措。所以说，影响全球贸易投资制度性障碍在持续地下降，这股力量推动了全球的分工。技术与制度两种力量共同推动全球分工不断深化，全球分工的这种网络体系，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等等。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全球出现了不同的投资跨境转移，最早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最发达的经济体向次发达经济体的跨境转移。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开始重新恢复经济，日本在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出口的主要是纺织品、服装、鞋帽等等。它的经济恢复很快，由于劳动力的成本上涨，它的纺织服装在成本上就没有竞争力了，于是它就开始向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中国的台湾省和香港这“四小龙”转移。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四小龙”的成本又上涨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寻找更低成本的产业承接地，更多地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正好在当时中国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比东南亚还便宜，大概成本只有东南亚一些主要经济体的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

特别是我们在计划体制时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有制造业的基础，劳工素质也很好，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参与到全球经济大循环当中，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最重要的承接国。不管是日资、韩资的还是港资、台资企业，它有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生产组织的优势。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就是全球销售网络的优势。比如国内企业原来也能生产纺织服装，但是在加工贸易之前，因为没有国际销售网络，我们自己生产的纺织服装卖不到国际市场上去，它的设计、质量、款式也达不到国际市场的要求。我们的优势就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所以内外两个优势一结合，经过短短的30年，到2010年，中国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其中加工贸易占了很重要的比重。

第一轮我们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跨境转移，再往后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它不是整个产业都转出来，比如说美国造波音飞机，从头到尾它都能造出来，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今天的波音飞机却是由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的。航空铝材是美国公司生产的，把航空铝材先从美国运到中国港口，再运到中国内地的西安。在西安的西飞公司加工成飞机的翅膀，再运到港口装船运回到美国西雅图波音一个最大的车间,再把它组装到飞机上。

这两个工厂的车间我都去看了，它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做飞机翅膀是一个较高劳动密集型的工艺流程。我们仔细去观察看那个飞机部件，上面打满了铆钉，确实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工艺过程。波音公司把铝材从美国运到中国加工再运回去，比在美国雇工人干成本更低。

它这么干是为了给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吗，它的觉悟没那么高。因为它有一个竞争对手叫空客公司，如果波音公司成本明显比空客公司高，它的产品就没有市场竞争力，所以全球分工背后的力量是市场竞争。一家公司想要活下去，就得追求你的效率，因此越来越多的所谓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就会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在全球重新布局，然后做产业内分工。

到了更深的产品内分工，比如一部很小的苹果手机包括大家手里用的不管是什么手机，它都不是在一个国家做完的。苹果手机这么小的东西也是几十个国家做的，芯片主要是美国产的，还有一部分芯片是韩国生产的，有一些零部件是菲律宾生产的，在中国加工组装。最早在中国加工组装苹果手机，本地的增加值非常少，现在增加值越来越多了。

因为市场的驱动，会有资本密集的产业整体上往外迁，不限于某一个劳动密集的环节，劳动密集环节这种迁移是指成本驱动。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汽车销售国，超过一半的汽车是合资企业生产的。虽然马路上跑的不少是国外品牌汽车，但是真正的进口汽车所占比重非常非常低，因为汽车本地生产的要求很强，关税也比较高，所以只有高端的豪车才会有跨境国际贸易，大部分其实都是拿到本地生产，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很多跨国公司都把整个生产线和工艺转到中国来，因为这里最大的市场，它被市场所驱动。

今天的全球分工越来越深化，分化到什么程度呢？以前发达国家把制造劳动密集的环节转出去降低成本，今天它开始把研发环节也转出去了，大概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了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国际化。在中国有数千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上海张江可能聚集了上千家。今年以来就有几十家跨国公司在上海建起了研发中心。它要建研发中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成本低（这里是指特定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印度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俄罗斯，它们有足够的人才，但是比发达国家研发人员的工资要低得多，这是一个成本导向。

还有一个是市场导向。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要想在当地销售产品，就要对产品做适应性的研发，也就是针对当地的市场特点来进行研发，否则的话会水土不服。美国GE公司在上海建的研发中心，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所谓7大研发中心之一。可口可乐在上海也有一个研发中心，它首先是针对中国来做的。大家喝的粒粒橙是在中国研发的，因为美国人喝饮料里面不能含杂质，他们接受不了。但是中国人喜欢喝里面带点东西的，所以它针对中国研发了粒粒橙，在市场上卖得很好，然后又从中国把粒粒橙卖到了全世界。

全球产业的跨境转移，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再到资本密集型产品本身以及到研发的转移，所以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背后是市场力量在驱动，是竞争导致的，或者是为了降低成本，就是我们所说的效率寻求型或成本寻求型。还有一类是要素寻求型投资，有一些地方有特殊的要素，比如有特别的人力资源可以搞研发，或者说这个地方有特殊的矿产资源、自然资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市场寻求型投资，以后市场型跨境投资、服务业投资占的比重会越来越高。

在服务贸易的四种模式里，通过投资开展服务贸易（即商业存在模式）出口的占了一半以上。随着技术进步，跨境服务贸易越来越增加。大家认为全球化好像停滞了、反转了，其实没有。假如这一轮全球化在2007年达到了高峰，2007年以后跨境贸易投资速度确实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今天全球化的水平和1999年相比是高了还是低了呢，当然比那个时候要高。即便考虑到一些国家加征关税、限制投资，那都是局部的逆流，逆流不是全球化的主流，它没有改变全球化的趋势。正是因为是这样，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实际上还在不断深化，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把握的主流趋势。

第二个新的趋势，是全球生产价值链更加注重安全性。为什么？在全球分工不断深化的同时，一直有各种各样因素在影响它的安全稳定运行。比较常见的是自然灾害，例如前些年东日本地震。日本是很多电子产品和高端材料的生产国，东日本地震在短期内影响到这些企业的运转，通过供应链再传递到其他的国家。其它自然灾害，比如海啸、台风也都会产生影响。但是这些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分工的深化和趋势。

最近遇到的新的因素是什么呢，中美贸易战这种政策冲击1945年后，整个全球的趋势总体来看是在推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随着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越来越高，人们早就忘记了全球贸易的投资、全球的分工、生产链、价值链会受到政府人为的冲击。美国的特朗普上台以后就大规模发动了贸易战，当然对中国规模是最大的。中国还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他还对欧洲贸易伙伴、对日本等国家都加征了关税，但是对中国加征关税覆盖的产品最多，我们的企业想把产品运到美国去，要平白增加25%的税。尽管中国的出口企业和美国的进口商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抵消这些冲击，商量大家怎么分摊、怎么降价、怎么绕开，想了很多招，但是确实还是受到了影响。中美贸易战除了增加关税还有断供，这又是一个来自政策的冲击。它使人们突然认识到，全球分工的安全除了要考虑自然灾害的冲击，还要考虑到大国政策的冲击。

第三个因素是公共卫生灾难的冲击。今年的新冠疫情令全世界感受最深。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很多国家采取了隔离的措施，很多企业都不能够正常地运转。湖北是一个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武汉开始封城，影响了整个汽车工业的正常运转。韩国的现代汽车也要从武汉进口汽车零部件，由于封城产品运不过去也影响了它。同时还有人员流动的限制，国际航班大幅度减少，很多商务活动都受到了影响。

新冠疫情是对全球供应链一个最直接的冲击，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公司层面都强调，以后在考虑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除了要追求效率，追求竞争力，同时要考虑如何能让自己的产业链更加安全。当前很多人讨论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其实是特别强调短期的安全冲击。

第三个趋势是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趋势。信息技术革命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从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率先抓住了机遇，从当时欧洲的一个边陲岛国迅速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工业革命以来这250年，哪个国家把握住了技术进步，哪个国家就迅速地崛起。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如果从人类历史2000年的维度看，在这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处在人类文明的前沿，是农业文明最发达的经济体，它只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后衰落了。今天外国人讲中国是在崛起，我们自己讲叫复兴，因为看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的时间维度不一样。如果从1840年以后看中国的发展，是由小到大的过程叫崛起。如果从过去2000年的历史维度来看，我们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痛定思痛，意识到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错失机遇的原因就是因为闭关自守。所以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一直在补工业革命的课。刚开始我们搞“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引进技术，搞工业。最后发现光靠这个不行，当时日本为什么能够跻身列强，是因为日本有明治维新，有制度的改革，所以我们又搞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了，我们觉得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很多封建的因素，所以就有了新文化运动。在过去一百多年里，我们都在补工业化的课，今天我们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大国，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前沿技术领域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比如汽车制造，虽然我们的产量最大，但是在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和产品质量、品牌等方面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还需要继续追赶。

我们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它正在引导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着重大的革命性变化。大家已经体会到了生活方式的变化，未来生产方式也要变。工业互联网已经初露端倪，有一些企业已经在做智能化的生产、网联化的生产，很多生产线已经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过去徐工做泵的一条生产线从头到尾要好几十个人，现在就需要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不用动手，只用眼观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去解决，整个流程全是自动化，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智能化的控制，这个系统是徐工自己开发的。还有很多类似的无人工厂，人称“黑灯工厂”。除了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工厂，还有一些物流企业比如说京东物流，仓库也是无人化管理。这都是依赖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

同时因为数字化的进步，很多的服务原来不能进行跨境进行交付，现在可以进行国际贸易了。比如在教育领域，过去清华有最早的留美预科生，要接受更好的教育就得去飘洋过海去留学。现在中国每年有70多万人出国留学，留学其实就是进口教育服务。尤其是这次疫情以后，包括哈佛大学、MIT大量的课程都开始网络授课，无论是中国的学生还是美国的学生，在家里或宿舍里就可以听课学习。今后的远程教育会越来越丰富。

还有医疗领域。过去看病时人们一定去医院，让医生面对面对你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现在中国每年也有70万人次到海外叫医疗旅游，相当于我们进口别人的医疗服务。现在远程诊疗是越来越普遍了，以后看病也不用非跑到对方的医院去，你可以在这边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最重要的还是大夫的经验，他帮你远程诊断出了什么问题。

凡是能够数字化信息的东西，更是完全不需要像传统的分销模式来解决。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每年进口20部或者40部美国大片，要通过电影院来放映。现在看电影不一定要去电影院，拿部手机也可以看电影，你付费就是了。信息化导致大量的原来需要面对面进行的国际贸易，现在可以进行跨境交付，跨境的服务贸易会越来越多，而且会相应带来很多跨境服务的规则。没有规则就像公路没有交通规则肯定要撞车一样，新的国际贸易活动如果没有规则就无法正常开展。

数字化会大大地改变未来的全球格局。哪些国家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哪些国家拥有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些比较优势，比如说人才、市场、数据流动的政策等等，就能构成吸引数字经济活动的竞争优势。未来数字经济活动会重塑全球的经济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全球的产业链跟着也会变。数字化已经成为能对未来全球产业链产生显著影响的一个新的因素，也是一个新趋势。

第四个新趋势是绿色化。中国一直强调“天人合一”，就是要注重环境的保护。但是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从历史上，日本有“水俣病”，加州当年有“光化学污染”，伦敦历史上被称为“雾都”。一直到上世纪的1972年，人们才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且迅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在讲新发展理念的时候，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绿色是五大发展理念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大家感受很多的是身边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最近这十几年讲得更多的是气候变化。开始是说气候变暖，后来发现极端气候越来越多，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气候变化问题背后原因是二氧化碳排放。如果不采取措施，按照过去的趋势发展，地球平均温度就会很快上升，南极的冰盖融化了，马尔代夫就会被淹掉。现在的绿色发展是一个理念，同时它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今年9月份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我们要按照巴黎协定实现减排，到2030年的时候达到碳排放的峰值，到2060年的时候达到碳中和，就是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通过各种方式把它吸收掉，最后达成经济发展不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需要倒推采取各种各样绿色发展措施，包括绿色技术、绿色生产方式、绿色消费方式等等，当然相应还要完善绿色法规等等。

未来的绿色化发展会影响到全球的投资和贸易。今天的新能源，比如太阳能发电，20多年前贵得不得了，发一度电要4、5块钱，而火力发电才4毛多钱一度电，各国都给光伏发电提供补贴。短短20年过去，光伏发电技术进步到什么程度呢？我曾到西安参观了一家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太阳能光伏电池的企业，他们生产的太阳能光伏板每发一度电的成本，可以降低到1角钱，再加上其他的服务环节的成本，也就是2角钱，比火力发电便宜了一半。风力发电也是如此。绿色化发展催生许多新能源产业。当然，太阳能发电是不稳定的，白天可以发电，晚上就不行了。所以要对电网进行技术改革，同时开发储能技术，把白天发的电储存起来，目前这项技术还有待突破。

发展新能源汽车，也是出于绿色化的考量。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原有的技术路径追赶发达国家是很吃力的。所以数字化和绿色化带来了很多新的发展路径，使我们有可能实现换道超车。新能源汽车不用传统的汽车发动机、自动变速器，它采用的是蓄电池和电控技术，我们就可以另起炉灶。目前在这个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小得多，也给了我们一个换道超车的机会。当然这对谁都是一个机会，所以它是一个双刃剑。如果我们抓住了就可能后来居上，如果没有把握住，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而不是缩小。

今后消费者的绿色理念越来越强，他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问，这是不是低碳的产品，是不是绿色的产品。绿色消费的理念也会反过来影响生产的过程，从而影响全球的贸易和投资。所以在过去成本驱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全球分工会继续深化，那么新的三个因素就是我后面讲的注重安全性、注重数字化和绿色化，这会影响全球供应链加速的重构。

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我国在全球分工地位不高，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国从过去的封闭走向开放，参与了全球分工，成为上一轮全球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最大的赢家。但是发展到今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尽管看统计数据我们出口的三分之一是高新技术产品包括电脑、手机等等，但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看，在中国的增值只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缓解。

这一条曲线叫微笑曲线，这是台湾宏碁电脑的老总施振荣提出来的。他发现PC产业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因为全球有一个电子产品协议，电子产品是没有关税的，所以分工全球化程度很高。中国大陆是最重要的加工组装地，无论PC机、pad还是手机，这些电子产品中国出口所占的比重很高，但是一些核心零部件比如芯片要依靠进口，主要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省等等。

研发活动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下游是服务链条包括专业服务、品牌运营等。这一条线是增值线叫价值链，虽然我们也在这个链条上，但是我是低附加价值的产业。上游搞研发、搞复杂零部件生产是高附加价值的，比如美国的一个制造业工人工资是一个中国工人工资的8倍，因为他从事的是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活动。一个国家要想富，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就看你在全球产业链从事高端还是低附加价值的产业活动。如果你做的都是高附加价值产业环节国家就富了，如果你做的只是低附加价值产业环节，无论规模做得多大，你还是一个穷国，老百姓也穷。我们现在就是在做中低端，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力的低成本。

第二个面临的挑战，我们原有的一些产业面临着外迁的压力。第一个因素是比较优势导致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上涨，这是发展的结果。今天中国的劳动力越来越贵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是东南亚劳动力成本的五分之一、三分之一，现在我们成本是越南的三倍到五倍，老挝的成本更低。所以很多做运动鞋的企业从中国转到越南去了，原来韩国三星在天津有工厂，在深圳有工厂，现在他们把手机组装全部从中国转到越南去了，因为那边的劳动力成本更便宜。这次中美贸易战又加剧这种转移，除了成本又叠加了关税这样一个新的因素。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要走出口导向发展之路。越南现在人口9700多万，是将近1个亿的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有1亿多人，埃塞俄比亚也是1亿多人，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想搞出口导向，都想走中国走过的路，都想搞亚洲四小龙所谓东亚模式的出口导向。在我们后面有一大堆比我们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都在拼命地招商引资，吸引你产业转出去。按照以往的路径，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实现产业升级，加快提高效率。比如我的工资是你的5倍，但是我在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生产效率可能是你的6倍，我还可以有竞争力。但是它总是有极限的，到了一定程度你没有潜力了还是要转出去。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升级，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才会有竞争力，我们就会面对与发达国家的竞争。我们在研发、技术、质量、品牌、管理等等方面要有新的突破。我们现在的境况是，后有一大堆追兵，前面还有很多强敌，我们夹在中间并且处在升级的关键时刻，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是政策的因素，美国人搞贸易战围堵我们；第三个是安全因素，很多跨国公司把工厂建在了中国，但是当新冠疫情出来时特别是今年2月份、3月份，他们都觉得把鸡蛋放在一个的篮子里太不安全，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今后公司的运营，一时间去中国化的声音甚嚣尘上。但是到了4月份，我们基本上就把疫情控制住了，全面复工复产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现在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今年快到年底时，很多跨国公司回头一算，发现只有他在中国的公司赚钱，而且运营得非常好。我最近接触了一些美国商会、欧盟商会的会员企业和好多跨国公司，根据他们对上千家会员企业调查，结果是90%的公司表示要扎根中国，整个调子就变了。这说明了中国确实有它的优势。在新冠疫情巨大的冲击下，所有人都面临着挑战，但是谁能先克服这个挑战，就能“化危为机”。所以，现在许多跨国公司铁定了心要在中国待下去。

第三个挑战，这些跨国公司经过这次疫情以后，也会适当分散它的布局来降低风险或者是增加产业链的安全性，一些发达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措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人开始搞再工业化，吸引它的公司回去。特朗普上台大打贸易战的动机，也是要把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去。日本今年出台2464亿日元吸引投资的补贴，如果日本企业想从中国搬回去，政府就给你提供搬迁费。如果我们做不好，就会有一些产业转出去。

第四个挑战，供应链的安全运行。我们深度参与了全球分工，但是在一些先进的、重要的核心材料上还要依赖于外面供给。平时大家你好我好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当出现美国打压华为断供芯片这种情况，就给很多企业包括政府敲响了一个警钟，关键零部件、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很高，人家会恶意打压你的技术进步。这对未来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第五个挑战，中国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竞争力不够。中国既是制造大国也是服务大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我们也是一个大国，我们的服务进口排全球第二位，出口排在第五位。但是我们的进口大概是出口的两倍，意味着每年的逆差和出口量几乎相当。这个逆差背后的原因是服务业的竞争力不够。数字服务业正在加速发展，美国人想拉起一帮所谓的志同道合者，谈“TISA”新的服务贸易规则，不让中国人参与新规则的制定，我们面临着在新规则制定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挑战。

第六个挑战，信息安全。信息安全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重大挑战。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我们要让数据流动起来为生产生活服务，但是数据流起来就涉及到信息安全，就涉及到国家信息安全、产业信息安全、个人因素安全等等。各国都在想办法处理好这个关系。习主席提出，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从数字服务的开放度来看，美国开放度最高，因为美国数字经济竞争力最强。欧洲竞争力相对比较弱，它以保护个人因素的名义管得比较严。从全球数据流动、数字服务的开放程度OECD的测量数据看，在世界几十个主要经济体里，我们的开放度最低。数字的基础设施，包括5G等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发展得很快，但是跟国际先进水平比还是有差距的。我看到一个数据，我们的商用互联网速度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价格是它的13倍，这对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在人才方面，特别是领军人才方面也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原有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不强，影响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地位。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影响一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的关键，因此，能否尽快形成对数字经济的掌控力，将决定未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

中国的机遇与优势

面临这些挑战，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我们究竟怎么办？其实，任何事物都要看到它的两面。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挑战，另外一方面则要看到很多的战略机遇。

首先，要看到我国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增强了。原来中国是一个经贸小国，对外部世界怎么变影响不大，我们只能去捕捉各种各样的机遇。比如说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是一个机遇，我们就赶紧对外开放，以更优惠的加工贸易政策和更有激励性的外资政策来吸引它，未来我们还要这样做。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贸大国，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影响外部环境，可以重新创造机遇，这就是大国和小国的区别。这个自觉意识特别重要，我们要学会善用自己的影响，主动地去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我们看待世界要有辨证的思维，叫“化危为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整个东南亚受到巨大的冲击，我们不仅守住了，而且还脱颖而出，之后中国就一举超越了东南亚。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受到了冲击，欧洲受到了冲击，但是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大幅度抬升。到2010年前后，我们不仅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还变成制造业第一大国，超过了美国。2010年我们超过了日本，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都是在危机爆发以后发生的。

这次新冠疫情，又是我们“化危为机”的一个经典案例。疫情最早在中国爆发，但是我们应对得当，反而抢得了先机。按联合国的预测，今年全球跨境投资会下降40%，但是来中国的投资1-10月份是正增长，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就是因为投资者看到，中国体制有优势，经济韧性强，发展前景好，所以它愿意把投资投到中国来。投资是一种长期决策，看好你才会有这个决策和行动。今年的投资跟以往比，大项目大大增加了，高技术的制造业增加了，高技术的服务业增加了，外资的质量在不断提升。由此可见，应对疫情得力为我国赢得了吸引高端投资的机遇，这是当前战略期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们还面临一个很重要吸引人才的机遇。未来的竞争就是要靠人才。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把创新作为主要的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靠的是创新，创新靠的是人才。跟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一样，在全球人才的竞争中，在很长的时间内对我们是不利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总是被发达国家吸引出去的。但是近年来我们吸引人才的走势越来越好，比如说归国留学人才，2004年回来2万多人，2019年回来58万人。这两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打压华人科学家，很多在美国已经很有成就的华人学者原来日子过得比较安稳，但是美国政府总要追查他们对华科技合作项目等等，搞得中国科学家很不爽，于是很多人在重新思考自己的后半辈子该在哪儿工作。现在国内发展的机会比较多，这也是一个机会窗口，会加速高高素质人才的回流。

第三是海外并购的机遇。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很多国家经济运转不正常，有不少企业效益不好活不下去了，给我们海外并购提供了机会。当人家特别挣钱的时候，不愿意把股权卖给你，即便同意卖，并购价格会非常贵，现在的危机反而会给中方企业海外并购带来机会。通过并购我们可以得到优质的品牌，先进的技术，或者得到海外市场营销的网络等等。对我们掌控全球生产价值链，提升我们的生产价值链都是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我们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我们依然处在战略机遇期，只是这个机遇期的内容发生了新变化。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优势。虽然传统的低价劳动力成本变化了，变成了一个弱点，但是同时我们的人力资源优势又凸显出来。面对中高端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最关键的是工程师。虽然美国的大学比中国多，但是我们一年培养出来的理工科学生数量是美国的10倍。和中国相比，美国连同排名最前面的五个国家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多，我们称这是一个巨大“工程师红利”。人力资源的优势，在未来会越来越凸显。

第二个是大市场的优势。以前我们是一个小经济体，跨国公司基本上把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生产基地。现在中国总体上来说制造业成本还是比较低，这是一个优势，同时中国又有大市场的优势。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市场，而且是增长最快的大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就是看好了我们的市场，要搭中国经济的快车。

第三个优势是我们的产业基础雄厚。虽然有些高端技术还有待突破，但是从产业分类来说，中国的产业类别最全，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所有产业都有的经济体。此外，我们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这是后发优势。美国的高速公路是一百年前建的，早就老化了。它的铁路也是一百多年前修建的，虽然不断维护、升级，但是已经落后了。中国的高铁，时速在300公里以上，我拿一枚硬币立在小桌板上，它真的立得很稳。中国有后发优势，我们的高铁里程全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里程也是全世界最长。我们正在搞新基建，5G基站是全世界最多的。基础设施是我们在未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构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一是要升链；二是要强链；三是要补链，把供应链卡脖子的弱项补上去；四是要稳链，把有可能外迁产业想办法稳住。

我这里重点讲讲升链。我们以日本为例，在没有全球供应链之前，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搞轻纺工业，60年代发展钢铁、石化等资本密集产业，70年代开始搞电子工业，然后搞半导体，它产业一直在升级。

这条三条线代表不同的产业，最低的是传统产业，往上是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在同等价格环节上，它们都会有一个升级的过程。纵向是传统产业升级，叫产业间的升级。因为有了全球价值链，一个国家的升级有了两个新的方向，在微笑曲线向两端升级，就是从低附加价值环节向上游研发和复杂零部件生产升级，以及向下游去做服务、做品牌。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升级有了三个方向，既有传统的产业间升级，同时又有了价值链的升级。这是我们讨论全球价值链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新思路。

针对不同的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怎么办？

一是要尽可能降低综合成本，把这些产业留下来，这里面空间很大。这些年我们搞营商环境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电成本等等，都是具体的举措。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确实在上去，所以降成本只是举措之一。

二是要想让劳动密集型产业留在中国，最重要的是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会，用机器代替人工。举个例子，纺织业长期都被认为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出现了珍妮纺织机。多年以前我们去一个大型纺织厂考察，一个车间有好多个纺织女工，每天要走几十公里，非常辛苦。十年前我再去考察纺织厂，发现车间里的女工一个也没有了，全部采用了自动化的纺织设备。纺织业是最早从劳动密集型转化成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之一。正是因为如此，发达国家还是可以发展纺织业，如今的英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虽然劳动力比较贵，但是它们的纺织厂全都靠机器实现了自动化生产。

由于人工智能的加入，原来必须靠人干的活，现在机器干得比人还好。很多企业都在迅速地采用工业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工业机器人替代了劳动力，劳动成本上涨造成挤出去的外迁压力就会大大地减弱。产品还是那个产品，原来是靠工人手工做现在是机器做，因此它就会保留在这里。

人工智能包括工业机器人的普及，会对全球未来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按照以往产业梯度转移的逻辑，大家会认为中国发达起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会转到更低成本的承接国去，但是现在工业机器人普及了，产业跨境转移的势头会远低于预期。发展中国家要想推进它的工业化，还要寻找新的机会。中国要用好工业机器人这一轮机会，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化成资本密集的产业，让它们可以留下来。

三是继续要引导产业在国内跨区域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不是所有的产业都可以跨区域转移，如果物流成本占比很高，这种产业是转不了的，只能放在沿海。但是有一些高价值的商品，物流占比不高比如电子产品，它就可以转。过去十几年来，重庆、郑州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城市，那些企业就是从深圳、东莞这边转过去的。最早是笔记本电脑转到重庆，重庆很快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地，因为它的劳动力便宜。富士康把手机生产转到郑州，郑州变成了手机产品出口的集中地。这部分产品价值比较高，但物流占比不太高，可以从沿海向内地转移，因为它有地区间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落差。在国内转总比往国外转好，对工人来讲幸福感大大增加。以前重庆人、河南人背井离乡跑到深圳去打工，现在回来在家门口上班，虽然收入低一点但是可以和家人在一起，生活成本也降低了，幸福感当然会大大增加。

有一部分产业，尽管我们采取了前面讲的所有措施，它也会往外转。我们就要谋划好，它往哪转，转了以后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转得不好，就是美国碰到的问题叫产业空洞化，支持特朗普的很多人就是产业空洞化的受害者。那些蓝领工人原来在底特律当汽车工人收入很高，现在工厂转走了，工人都失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产业空洞化。

韩国的对外产业转移比较成功。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华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2016年累计对华产业直接投资接近1000亿美元。它把下游产品转到中国大陆以后，在本土的产业保留在上游，向中国大规模出口的是中间投入品。也就是说经过产业转移和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垂直分工体系，不但没有导致它的产业空洞化，反而倒推了自己的产业升级，这就是一个成功的转移。所以我们在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外转的时候，要学韩国而不能学美国，一定要避免产业空洞化，要着力形成一个产业分工新的网络，这样才能助推我们的产业向上升级。

资本密集型产业。总体来看我们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把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钢铁、汽车、石化当成了所谓支柱产业。它从一开始就是内向的，是以实现进口替代为己任的，所以它们是在高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的汽车、钢铁、石化都是全世界最庞大的产业，产能产量都是最高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国际竞争力不够，因为它的目标长期是进口替代。

今天，我们必须要调整资本密集产业的发展战略，要从过去的进口替代战略变成一个开放发展的战略。要降低关税，扩大贸易自由化，扩大投资自由化，推动增强其创新能力。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上，要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只手来推动，形成竞争力。除了要引资，更重要是要引技、引智，要把人才引进来。要特别用好数字革命带来的成果，数字革命导致新的经济活动。还有就是用数字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的产业，无论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是一样的。

所有传统的产品产业都会经受数字化的改造，所以我们提出了“2+2”战略。第一个“2”是两大领域：新经济领域和传统领域都需要创新，都需要用好数字技术；第二个“2”是技术创新加商业模式创新。

我们还有很多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例如芯片这样的卡脖子技术要加快研发突破，形成一定的供给能力。但是，中国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大家一定要放下一个执念，就是将来中国发展强大了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干，这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在短期内可以让一些供应环节多元化，避免集中在某个供应商某一国供应，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各国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国际化分工，是开放性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什么都想自己干，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不应该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希望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分工中的地位，增强在高端技术、高附加价值环节的掌控力，让中国人更加富裕起来。同时我们要致力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各国形成分工协作，实现合作共赢。

要大力增强我们服务业的竞争力。服务业竞争力不强的深层次原因，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就是“对外开放不足，对内管制过度”。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近年来我们在搞负面清单，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引进国际人才和学习更先进的服务业管理模式。大量的开放集中在服务领域。对内就是要加快改革服务业规制改革，用改革解决对内管制过度的问题，包括打破行业性垄断。

我们一定要抓住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机遇，中国有人力资源的优势，有大市场的优势，有大量的应用场景的优势，用数字技术发展服务业的前景是很光明的。前提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一定要到位。

下一步怎么做？

从根本上说，我们要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过程中，争得一个有利的地位，把握好机遇，依靠提高开放水平来服务高质量的发展。

第一，要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增强我们的创新能力。总书记讲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内循环，是开放的双循环；创新也不是封闭的关门创新，是开放的创新。开放的创新就需要用好国际的人才、国际的市场，把国际上各种创新资源和国内的资源、人才市场整合在一起。华为就是最典型的全球研发、中国制造、全球销售，它是中国产业升级的领头羊，是最优秀的企业之一。它就是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典范。

第二，全面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什么样的高端生产要素、资本、人才等等，都是用脚投票的。哪个国家的营商环境好，他就到哪个国家去，哪个国家的营商环境不好他立马抬脚走人。营商环境包括政府的服务，包括政策、产业配套能力、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等等，是一个系统工程。世界银行搞了10个方面的评估,实际上营商环境绝不只世界银行评估的这10个方面。近几年中国在全球营商环境的排名大幅度提升，从第90名迅速提到了第31名，但要看到，我们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的潜力是巨大的，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第三，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全球的资源。要主动通过海外投资、海外并购，获取我们缺少的要素包括技术、市场网络、人才。人才可以引进来，也要走出去利用，因为不可能把所有的人才都引进中国来，有的人才就愿意在加州晒太阳，那么我们就到加州去设立研发中心，让他在那里为我所用。

第四，要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各样新的经贸规则的制定中，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这里面包括多边WTO的改革、投资协定、服务贸易谈判、电子商务的谈判等等诸边协议的谈判。在区域合作中，中国谈了将近20个，最新的成果就是RECP，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一个区域合作协定。但是RECP还不能说是最高水平的区域合作协定，因为在很多区域合作协定里已经触及到的新的经贸规则，在RECP里面是没有的。我们还要做好准备去参与更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合作安排。“一带一路”是习总书记亲自倡导推动的，有利于我们开拓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在“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也会重构全球生产价值链。

在开展双边合作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对美经贸关系。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关注美国大选，因为美国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处理好中美关系就是要稳定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美国现在采取了两个办法，一个是让自己跑得快一点，另一个是让你追得慢一点。美国人天天批评东亚国家搞产业政策，其实美国才是产业政策的鼻祖。美国建国之初，第一任财政部长叫哈密尔顿，他组织编写了《制造业发展报告》，就是想着怎么通过产业政策的手段来发展美国的制造业。德国开始搞工业化的时候，学习美国的政策，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提出来“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给产业政策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再后来日本和中国也在搞产业政策。今天美国人嘴上说不搞产业政策，但他们制定的各项科技计划也是产业政策，只不过各国实施产业政策的政策手段不一样。

美国人通过各种办法让自己跑得快，同时又想方设法不让我们追得快。它看到中国的迅速崛起，就开始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围堵打压，要在科技领域脱钩。搞脱钩也不是新鲜事儿，从当年的巴统到瓦森纳协议出口管制，都是在防范后发国家学它的技术。它把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象国分成五类，限制技术出口到后发国家。现在变本加厉又提出了在科技领域包括人文交流等等领域脱钩，目的就是让我们追得慢一点。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让自己跑得更快一点。在对美博弈过程中，我们要保持战略的定力，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通过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增强创新能力，让我们的技术进步更快一点，让高质量发展落实得更快一点。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顺利地实现追赶，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说，就能尽快提高我们在全球化分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