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沿海经济带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沿海经济带是构成我国“两横三纵”城镇化格局的“一纵”，范围包括位于沿海交通主干线的52个地级市[1]，由北至南串联辽中南地区、京津冀地区、山东半岛地区、长三角地区、海峡西岸地区、珠三角地区等，总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4%。关注并推动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是党中央基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实际和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对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沿海经济带的发展现状与特征

沿海经济带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基础雄厚、创新能力较强、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形成了多元产业集群。在引领全国经济增长、产业转型、人口集聚、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经济总量增加但集聚能力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沿海经济带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国家的优惠政策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2020年，沿海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经济总量由14.37万亿元增加至32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52654元提高至99761元。2020年，沿海经济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52个地级市中的深圳（15.93万元）、上海（15.58万元）、珠海（14.56万元）、杭州（13.66万元）等27个地级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却由2010年的34.9%持续下降至2020年的31.6%（见图1），反映出沿海经济带的经济集聚能力有所减弱。从产业构成来看，沿海经济带产业划分较为合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多数城市产业结构呈“三二一”格局，基本步入了服务主导型的经济发展阶段。近年来，沿海经济带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丰富的海洋资源，不断拓展海洋经济新业态，其经济社会效益持续提升。2020年，青岛市海洋经济占全市经济总量的28.9%，威海市海洋经济占全市经济总量的35%。较中西部地区而言，海洋经济为沿海经济带城市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人口数量增多且呈现集聚态势

从人口规模来看，沿海经济带常住人口持续增加，从2010年的2.7亿人增至2020年的3.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从20.36%增至22.71%。从人口的空间分布来看，沿海经济带常住人口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等超（特）大城市，并且呈持续向这些城市集中的趋势。2010～2020年，深圳、广州和东莞的常住人口分别增长了840万人、815万人和407万人，而盐城、钦州、锦州、丹东等地级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人口的不断集聚和增长为沿海经济带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消费需求，但随着城市人口负载增大，也造成了资源紧张、交通拥堵、房价攀升等现实问题。2010～2020年，沿海经济带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持续增加，相比之下GDP占比却呈下降趋势（见图2），可能是由边际产出和边际收益递减、经济成本的增加以及部分经济活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等原因导致。总体上，沿海经济带经济发展领先，就业前景广阔，教育、医疗等资源丰富，对外开放程度高，国家政策战略部署完善，对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未来沿海经济带的人口仍会呈集聚态势。

（三）城市规模扩大并带动周边发展

2010～2020年，沿海经济带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超大城市数量由3个增至4个，包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特大城市数量由2个增至3个，包括杭州、青岛、东莞，大城市数量由16个增至23个，包括大连、宁波、福州、厦门、海口等，中等城市数量由20个减少至18个，小城市数量由11个减少至4个。其中，天津由特大城市变为超大城市，青岛、杭州由大城市发展成为特大城市，威海、连云港、中山、江门、台州、秦皇岛、泉州、盐城、湛江由中等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见表）。城市规模的扩大意味着人口规模的增加、劳动力资源的集聚、城市服务型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有助于扩大区域市场，提升地区服务能力。同时，城市规模的扩大也对周边地区具有明显的引领带动作用，形成以超（特）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城市群等空间形态，如天津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等，依托重要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串联沿线城市进一步聚集产业和人口，通过“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沿经济轴带向外拓展延伸，形成紧密联系的区域，使得沿海城市发展更有保障，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更高。

（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不断完善

沿海经济带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内河与出海口相连，拥有发达的海上运输和多层次的交通网络。2020年，沿海经济带货物吞吐量达91.9亿吨，占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的66%，各港口城市的货物吞吐量有12个位于世界前20，宁波-舟山港位居世界货物吞吐量第一。同时，沿海经济带具有较为发达的公路和铁路网络，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覆盖范围广泛，城际交通发达，运输成本较低，城市道路里程达118469万公里，占全国道路总里程的24%。在公共服务方面，较中西部城市而言，沿海经济带城市的医疗、教育、文化发展水平更高，发展速度更迅速。2020年，沿海经济带医院床位数达147.5万个，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占全国高等学校数量的23.7%。

（五）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对外开放城市，这些城市均位于沿海经济带。作为最先参与世界经济的先锋地区，沿海经济带引入了大量的国际投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汇聚了带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沿海经济带各城市也是我国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地区。2020年，沿海经济带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7.6万亿，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5%。其中，上海、深圳等城市进出口总额超3万亿元，是西部地区青海全省进出口总额的1500倍，东莞、宁波、广州等城市进出口贸易总额也均超1万亿元。可见，沿海经济带对我国参与世界经济活动、提升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贸易摩擦、国际经济波动较大的挑战。

图片沿海经济带存在的问题

沿海经济带走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前端，经济基础雄厚，人口密度大，对外开放水平高，具有沿海开放的独特区位优势，但沿海经济带也存在南部和北部沿海发展差距明显、产业转型困难、外贸依存度过高、资源短缺、陆海统筹发展缓慢等问题。

（一）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的差距明显

沿海经济带整体虽比较发达，但也存在发展较为薄弱的地区，北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如辽宁沿海的丹东、盘锦等地，江苏沿海，广东的西南沿海地区，广西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为落后。长江以南的江浙沪、珠三角等地区的沿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北部的辽冀、山东半岛地区。2020年，沿海经济带各市中，排名第一的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是丹东市的50倍，是盘锦市的30倍。从就业与收入方面来看，沿海经济带整体就业率高、收入水平高，但南部沿海与北部沿海就业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差距。2020年，上海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在岗职工人数是营口市的33倍，营口市、上海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7.25万元和17.5万元。从人口规模来看，沿海经济带人口虽呈集聚趋势，但南部与北部沿海经济带城市人口数量差距较大，且北部沿海呈人口外流趋势。2010～2020年，丹东、大连、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秦皇岛、唐山、沧州沿海城市常住人口数量占沿海经济带总人口比重由13.3%减至11.4%，其中辽宁的丹东、盘锦常住人口分别减少了23.7万人、39.3万人，而广东地区占比却由25.7%增至30%，特别是广州、深圳的人口增量均在800万人以上，东莞、惠州的人口数量近10年来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总体上，沿海经济带人口呈现向南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北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仍有很大上升空间。

（二）产业仍位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环节

沿海经济带城市工业基础雄厚，科技创新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但放眼全球来看，沿海经济带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制造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经济带的众多产业依靠劳动力和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并未将成本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难以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洪银兴，李文辉，2022），从而引发经济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可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沿海经济带对外贸易产品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向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但在国际上的整体科技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产业转型过程中仍存在着“卡脖子环节”。如在芯片行业中，起初考虑到高端芯片研发成本过高，相关芯片产业采用引进国外产品的方式，导致芯片产业对国外进口依赖性过高。广东沿海城市毗邻港澳发达地区，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其制造业主要以服装加工生产为主，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阶段。从南北区域分化角度来看，高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少数发达地区，辽宁、山东等北方省份的沿海城市仍然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挑战，区域创新动力不足，产业发展的综合竞争能力也不强。

（三）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导致外贸依存度过高

作为中国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经济的主要区域，沿海经济带多年来实施外向型和开放型发展战略，对外开放程度高且出口贸易发达，成为全球产品的代工厂，力求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但同时也出现了外贸依存度过高的情况，对引进外资具有高度的依赖性。沿海经济带加工贸易发达，但贸易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加工贸易技术含量低且产品附加值低，将国外进口的原材料、产品设备等进行加工组装，产品直接出口国际市场，出现“两头在外”的情况，进口原料和出口成品的重复统计，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沿海经济带的外贸依存度。2020年，沿海经济带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7.6万亿，外贸依存度达54.9%，明显高于我国31.5%的平均水平，远高于同期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水平[2]。沿海经济带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不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缺乏内在推动力和国际竞争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较为落后，对高技术产品进口依存度过高，外国贸易制约频有发生。

（四）资源约束不断加剧

沿海经济带承载了我国多数人口与经济活动，城市人口密度高、工业集中度高，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不断加剧。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经济带经济快速增长，土地资源严重透支，可以利用的增量部分更是十分有限，例如，上海市各类建设用地的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比重达47%，深圳市超过50%。1920～2000年的80年间，上海中心城区地面平均累积下沉1.892米，沉降面积约400平方千米（孙久文，2018）。同时，沿海经济带的矿产资源稀缺、能源储量不足，矿产资源大多依赖于南煤北运、西气东输等跨空间资源转移。在水资源方面，沿海经济带人口和企业分布较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较少，且用量已超过存量，水资源严重短缺，2020年，杭州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1856.7立方米，为同期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82.9%，位于亚热带湿润地区的粤港澳大湾区2019年人均常年水资源量仅为807立方米，远低于全国(2074立方米/人)和世界（5829立方米/人）平均水平，深圳、香港、澳门年人均水资源量不足5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区（杨开忠，李国平，2021）。同时，沿海经济带地区的最大优势即为海洋资源，但由于对海洋资源重视程度和开发力度不足，大部分产业存在于产业链条的低端环节，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和培育机制尚未成型，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资源开发的引领和支撑不足，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低，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出现海洋水质污染、海岸线退化等环境问题。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绿色发展的路线，是沿海经济带面临的一大难题。

（五）陆海统筹有待提升

长期以来，我国国土开发与经济发展表现出“重陆轻海”的现象。沿海经济带拥有丰富的海洋和陆地资源，但面临着海洋资源开发力度不够，陆海统筹不足的问题。一是陆海统筹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善，缺少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和高效协同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张耀军等，2023），城市海岸线缺乏强力的规划与管理，管控手段和措施不足，出现港口开发、城市建设等大量占用海岸线的情况，海岸线资源未得到合理利用；二是沿海经济带部分城市的海洋产业结构相似度高，产业布局不合理，海洋产业结构仍处于调整期。如辽津冀沿海地区和山东半岛地区，海洋产业大多聚焦于石化、钢铁和电力开采方面，产业之间存在竞争，上下游缺乏协同合作；三是陆海经济一体化发展受限，沿海经济带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但海洋产业受制于资金、技术等条件发展较慢，陆域经济发展快于海洋经济，陆海产业的空间分布和技术特征存在差异（张耀军等，2023），导致生产要素在海陆之间流动受阻，制约了海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发挥传统陆地产业优势的基础上，如何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实现陆地产业和海洋经济的互动发展，是解决陆海统筹不足问题的关键。

图片推动沿海经济带发展的基本思路

以沿海经济带区位优势和工业基础为依托，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增强超大、特大城市以及港口城市空间着力点的支撑作用，发挥经济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让经济要素继续在轴带上集聚，实现集中、集群、集约发展。为此，要支持沿海经济带率先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提升要素和产业集聚的基础条件，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增强人口和劳动力吸纳能力。

（一）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

发展现代产业是打造新的战略支点的核心和关键。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引领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要素产出效率，率先实现产业升级。沿海经济带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加快产业错位集聚、加快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破题、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提高沿海区域整体竞争力。一是培育形成一批有竞争力和带动力的本土跨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力求破解核心零部件、高端研发和市场营销等环节受制于人的难题，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二是推动沿海发达地区成为全球产业资本、高端人才、先进技术等创新资源的集聚地，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形成全球生产网络中重要的高端制造生产基地、产业创新基地和技术转化高地；三是加快发展5G、大数据、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采取多样化的投融资方式，增加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相关要素的投入，营造支持创新、鼓励创新的区域创新生态，不断提高高端产业的比重。

（二）增强空间着力点的支撑作用

经济带的意义在于要集聚更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经济带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节点城市的发展水平。培育经济增长极，增强节点城市空间着力点的支撑作用是沿海经济带未来发展的关键。首先，沿海经济带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不同规模的城市应充分发挥其在区域中的不同作用。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特（超）大城市要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带动周边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都市圈，大城市要进一步提高辐射带动作用，引领周边地区发展，中小城市要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发挥好城市与农村的衔接作用，吸引产业、人口集聚。不同等级规模城市形成分工明确、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发展格局，构建平衡稳定的空间结构，协力提升沿海经济带的影响力。其次，巩固沿海经济带港口群的国际竞争力和海陆双向辐射带动力。港口在交通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交通强国战略下我国沿海经济带港口建设步入全面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沿海经济带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港口众多，要更好地统筹沿海港口建设，立足国家对外开放和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交通枢纽集群（毕珊珊，田佳等，2023）。

（三）全方位高水平扩大开放合作

高水平开放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沿海经济带走在对外开放的最前端，要率先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增强开放经济的层次性、多元性，注重对外开放的主动性、联动性与自主性（高丽娜，蒋伏心，2023）。一是注重对外开放“质”的提升，推动外贸产业从数量型到质量型、效益型转变，创新外贸加工企业的转型方式，开拓全球高端市场，促进沿海经济带外贸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二是利用地缘优势，充分发挥沿海经济带港口城市的作用，加快建设现代化港口群，建立高标准的大通道，在人才引进、跨境电商、金融投资等方面获得新的突破；三是优化对外开放发展格局，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打造互联互通、服务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沿海城市经济实力雄厚，重点拓展东南亚、西亚及拉美地区，以北部湾地区为西南各省出省通道，重点拓展大湄公河流域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天津、青岛、大连等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面向东北亚地区，扩大对日本、俄罗斯、欧洲地区的开放。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引进来”和沿海经济带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高沿海经济带的对外影响力、产业集聚能力，构建陆海内外联动的对外开放发展格局。

（四）加强沿海与腹地协同联动

沿海经济带资源集聚度高，具有丰厚的经济基础，要充分发挥经济优势，加强区域联系与合作，同时也要注重沿海与内陆腹地的协同联动。一是加强沿海城市间经济联系。以铁路、公路、城际轨道等重大基础设施的联通、联动为切入点，倚靠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沿海经济带各城市的经济联系、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联系；二是加强沿海城市间经济合作，优化港口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市场化改革为切入点，消除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利用地区间的互补性实现统筹产业布局，推动跨省区的区域合作，引导发达城市不具优势的产业向外围地区转移。同时，优化沿海港口间分工协作，天津港加强无水港建设，完善腹地物流网络、提升内陆地区的外向性，青岛港提高港口运输效率，不断提高港口吞吐水平，宁波-舟山港和广州港充分发挥内陆市场作用，健全招商引资（王军，邓玉，2020）；三是加强沿海与内陆腹地联动。明确“沿海-腹地”产业链延伸及衔接，加快“沿海-腹地”能源、人才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加强沿海经济带与内陆腹地产业项目的协调合作，坚持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兼顾“沿海-腹地”资源环境，将沿海经济带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向内陆地区有序转移，充分利用区域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发挥沿海经济带的引领作用。

（五）推进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沿海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高，但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相对紧缺，坚持集约化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沿海经济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创新、产业转型、节能减排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生产方式，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寻找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之间的平衡，坚持生态优先、集约节约、绿色低碳发展（王红瑞等，2023）。第二，以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要加快补齐关键技术短板，打破核心算法、高端技术壁垒，打造具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上海、深圳、杭州、天津等沿海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应进一步提升这些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人工智能、智能网联车等在沿海城市间协同发展，共享共建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第三，实现产业新旧动能转换，转变山东、河北、辽宁等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方式，加大企业的绿色发展技术支持，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快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生产技术的改造与设备更新，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图片推动沿海经济带发展的对策建议

沿海经济带应加快破除要素流动壁垒、产业协同联动发展的步伐，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资源节约、创新协调、要素流动畅通的创新型经济体系，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陆海统筹发展、有为政府建设的制度体制。

（一）破除要素流动壁垒

沿海经济带是贯穿我国南北的重要轴带，跨越不同省市，涉及不同行政级别、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沿海城市，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的差距明显，尤其2012年后南北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大，南部沿海城市发展速度快，人才、技术、资源要素流通顺畅，南北部城市间资源协调难度较大、要素流通受阻，要打破沿海城市间要素流动壁垒，将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首先，政府要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生产价格机制引导要素资源分配机制（罗玉辉，赵玉峰，2023），将行政配置资源转变为市场配置资源，打破沿海经济带内部行政要素壁垒。增强沿海经济带南北部沿海地区的资源共享与政策互通，建立人才信息交流服务平台，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不同要素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间的高效流通，降低区域内部的交易成本。其次，以数字经济为依托，促进数字要素高效流通和交易。上海、深圳、杭州、广州等南部沿海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走在最前列，盘锦、丹东、沧州、北部湾、钦州等沿海城市经济基础薄弱，数字经济发展缓慢且数据要素流通性差，要加快数据跨区域、跨行业流通，促进沿海经济带数据要素合理流通，推进各地区数据交易所的建设，促进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流域管理统筹协调，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把沿海经济带打造成为贯通南北、辐射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

（二）推动产业协同联动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是实现沿海经济带产业协同的关键。沿海经济带建设应明确各区域发展的特色优势、发展方向及远景目标，解决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卡脖子”问题，提升经济发展的内部推动力，改变沿海经济带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环节的处境，将沿海经济带产业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构建跨区域产业联动机制，在区域产业协同联动发展过程中进行差异化定位以实现错位发展，进一步优化南北部产业结构模式，改变中心城市产业过度同构化、产业竞争力难以提升的现状。借鉴北京中关村科技城、上海张江高新区“一区多园”等管理模式，提升自主创新水平，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推进沿海经济带优化产业链区域布局，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如上海自贸试验区重点发展离岸经济、智能经济、蓝色经济等开放经济新业态，将自贸区产业优势转化为周边区域整体发展优势，将中心城市非核心产业疏解到周边城市，优化产业布局梯度，将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有序转移到安徽、江苏等周边地区。环渤海地区以大连为中心，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以产业链中的资金、技术等为导向实现要素资源的共享共用，形成资源集中、绿色高效的产业形态，辐射带动周边盘锦、锦州、葫芦岛等沿海城市的产业发展。

（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沿海经济带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城镇化战略和地区互联互通政策的引导作用。一是要发挥交通先行作用，以加强沿海经济带交通联系为目标，以沿海铁路、公路和主要港口为依托，整合沿海经济带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大力推进水利、铁路、公路、航空、电网、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形成综合性、多功能性的交通网络体系，沿交通干线形成产业发展轴，并在大连、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等主要交通枢纽点城市形成产业集群，带动沿海经济带交通干线城市发展。二是要重视沿海城市港口交通的发展，以宁波-舟山港、上海港、青岛港、大连港等主要港口城市为依托，以港口整合和“一带一路”发展为契机，加强港口与周边地区的战略合作，积极推进海外布局业务，推进沿海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港口海陆双向辐射力，加强港口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干线互联互通。

（四）健全完善体制机制

沿海经济带要率先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健全完善统一市场机制体制，实现沿海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要打破区域行政壁垒和制度障碍，建立沿海经济带合作协调机制，北部沿海地区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带动丹东、大连、青岛、烟台等环渤海城市合作，从而构建东北亚国际次区域合作，南部沿海地区以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心，以区域政策为导向，辐射带动盐城、南通、嘉兴、泉州、惠州、北海、钦州等中小城市发展，提高政策协同度，制定一系列区域合作政策，促进要素在区域内流通和可高效配置。建立统一的商品服务和市场监管机制，加快将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资源进行市场化定价；二是要提升沿海经济带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破解核心技术，在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解决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加快沿海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发展；三是要构建具有产业特色、区域特点和市场优势的创新格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营造开放创新的良好环境，建立灵活的人才引进和招商投融资制度，形成具有高效创新资源的制度体系。

（五）推进陆海统筹发展

沿海经济带连接我国南北部沿海城市，在发展海洋经济、推进陆海统筹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要增强陆海产业的交互发展和要素资源的畅通流动，促进陆海产业在空间上相互交融、在产业链上相互链接交汇，形成海洋经济产业链集群。一是加强沿海经济带陆海统筹区域的制度建设，实现陆海统筹的“多规合一”，加快陆海统筹的立法建设并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实现陆海统筹发展提供基础保障，针对海洋空间和陆域空间的规划，形成全方位协调发展的理念；二是提升陆海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海洋产业，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配套优势，以主要港口和主导海洋产业为“点”，以大连港、天津港、青岛港、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福州港、广州港、深圳港等主要港口为节点，以沿海经济海洋运输线、主要河道流域等为“轴”，加快形成“点轴联网”的发展模式，促进生产要素海陆流动畅通，推动陆海体系统筹发展；三是加强沿海地区港口建设，依托全方位进行对外开放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提升港口能级。如青岛港港口建设要加快向枢纽港、金融贸易港转变，开展港口智慧化、数字化建设，加密国际贸易航线，同时加大与黄河流域节点城市合作，充分发挥“点-轴”空间布局优势，持续放大海陆空铁“四港”联动优势（张耀军等，2023）。

注：

[1] 包括丹东、大连、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秦皇岛、唐山、沧州、天津、滨州、东营、潍坊、烟台、威海、青岛、日照、连云港、盐城、南通、上海、嘉兴、宁波、舟山、台州、杭州、绍兴、温州、宁德、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汕头、汕尾、深圳、珠海、阳江、茂名、湛江、中山、惠州、揭阳、江门、潮州、东莞、广州、海口、北海、钦州、防城港共52个地级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虽处于沿海经济带，但由于经济数据制约没有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2]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bldhd/202109/202109032006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