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战的属性判断及其应对之策

摘要

一、从本轮贸易战的基本特征看美国的战略意图：醉翁之意不在酒？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迅速升级，多轮谈判无果，贸易战随即打响。与以往美国多在经济下行时制造贸易摩擦以对国内进行反周期调节不同，特朗普发动的本轮贸易战是在美国国内经济景气、同时贸易逆差收窄时进行。从中美谈判中，美国似乎也并未对中国做出的扩大从美国进口的承诺表现出特别大的兴趣。随着近期美欧日零关税自由贸易协定逐渐达成共识，美国大有退出WTO重新组群进而营造围堵中国之势。9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决定向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将于9月24日起生效，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因此，对中国而言，需要尽快做出明确判断，美国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以更好地设计预案和扭转被动局面。

一方面，从近期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看，其主要经济指标表现强劲，宏观经济形势稳中向好。首先，美国经济增长保持良好势头。2018年1季度，美国GDP增速（环比折年率）达到2.3%，为近年来同期的最高水平，2季度实际GDP增速进一步上升到4.2%，比1季度增速提升1.9个百分点，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增速水平。

与此同时，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创下近10年来的新低。2010年以来，美国失业率从9.9%的高点持续下降。进入今年2季度以来，美国失业率已经下降至4%以下，其中7月份失业率为3.9%，进一步延续向好态势。从失业率指标看，美国经济可能已经进入充分就业状态。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也表明美国经济和就业状况处于较好状态。

最后，从景气度来看，美国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指数不断攀升。2010年以来，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回升，特别是2017年以来，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恢复至接近100的高位；与此同时，美国投资信心指数也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近两年维持在较高水平。

数据来源：wind

另一方面，从贸易不平衡的角度看，尽管中国目前仍然保持着贸易顺差，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调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快速下降，从2007年的8.7%，快速下降至2017年的1.7%，已经低于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2.4%的水平。相应地，尽管美国保持着贸易逆差，但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4.9%，减少至2017年的2.9%，已经小于中国加入WTO前3.7%的水平。事实上，从更长期的历史数据看，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较大幅度的贸易逆差，这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为美国向全球融资的机制有关。

因此，当前需要重新认识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公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自1986年以来，美国国会要求每位总统为国家安全制定一个明确计划，在过去30年来里已经有16份报告。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执政以来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将美国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以力量求和平、提升美国影响力作为四个核心国家利益。报告认为，美国当前所处的世界正迎来更为激烈的竞争，美国必须保持竞争心态，经济安全即是美国的国家安全。

如今看来，特朗普政府正在执行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且执行力度远远超出了早前的预期。中国在经济规模上的快速追赶令美国感受到压力，特别是制造业规模达到美国的160%，影响到了“美国的影响力”这一核心利益乃至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担忧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全面追赶。近年来，中国通过一系列发展规划以及产业政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根据已有的总体发展规划，国家各部门也出台相关的具体产业政策，以保证相应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美国技术进步遭遇停滞，特别是领先技术的发明十分困难，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特别是研发支出和研发强度上逐渐接近。因此，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着重提出要保护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确保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从历史上看，当前的中美关系类似上世纪80年代美日及美德关系，属于守成大国对新兴崛起大国的天然压制；然而，与以往美欧、美日贸易战不同的是，中美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有进一步恶化成美苏全面贸易战的可能，形成某种叠加。近年来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掀起了逆全球化的浪潮。在此大背景下，美国鹰派企图遏制中国，2017年制造的非关税壁垒手段已经达到近十多年来的极致，今年的关税清单也多瞄准中国制造2025。因此，这次贸易战决不仅仅是经贸利益的争夺，要做好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的准备。换句话说，中美贸易战不能简单对比美日贸易战的历史情况，可能会是美日贸易战与美苏贸易战的叠加。

二、中国经济的快速追赶构成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深层动因

从经济总量来看，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的确形成了对美国的追赶态势。1998年中国GDP刚达到1万亿美元，2008年已经达到4.6万亿美元，2014年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2017年超过12万亿美元。从中国GDP与美国GDP的比值来看，1996年中国仅为美国经济总量的10%，2006年上升到20%，2017年已经达到美国的63%。

特别是制造业规模，中国在2010年首次超过了美国。200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仅为4000亿美元左右，2007年突破1万亿美元，2017年已经达到3.6万亿美元。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与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值来看，2001年中国仅为美国的28%，2007年达到62%，2010年已经超过100%，2017年达到美国的159%。制造业规模的赶超也令美国感受到技术赶超的可能性，因为现在的技术研发越来越离不开工厂。因此，全世界都开始关注制造业，避免“脱实向虚”成为全球性问题。

在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形成了出口依赖和投资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由此中国在出口与固定资本形成方面也形成了对美国经济的追赶态势。中国货物与服务出口从2001年的2721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3年的23556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出口规模，2017年为24229亿美元。从中国出口与美国出口的比值来看，2001年仅为美国的26%，2013年已经达到103%，2017年维持在103%左右。在出口的带动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2001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额仅为美国的19%，2010年已经达到美国的102%，首次超过美国，2017年进一步上升到美国的134%。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也在通过一系列发展规划以及产业政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尽管实施效果及技术水平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但在发展势头上也给美国带来了一定压力。2006年2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发布，提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以及总体部署；2010年9月，国务院审议并原则上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这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用20年时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提出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2016年5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提出强化原始创新，增强源头供给，加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前沿和高技术研究；2016年12月19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发布，随后在此基础上，国家发改委在2017年2月4日公布《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可分为5大领域8个产业（相关服务业单独列出）、40个重点方向下的174个子方向，近4000项细分产品和服务，并首次将数字创意产业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根据总体发展规划，国家各部门也纷纷出台了相关的具体产业政策，以保证相应工作部署落到实处。2012年6月28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发布；2012年12月29日，《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发布；2016年12月8日，《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发布；2016年12月22日，《“十三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发布；2016年12月26日，《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2016年12月27日，《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发布，2017年7月8日，《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

与此同时，美国技术进步则逐渐放缓，特别是领先技术的发明愈发困难，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从R&D支出看，2016年美国R&D支出达到50293亿美元，位于世界第一；中国R&D支出达到4088亿美元，位于第二。2000年至2015年，中国R&D支出增长超过20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17％，同期美国R&D支出增长不到2倍，年均复合增速仅为3.9％。从研发强度（R&D支出/GDP）来看，2016年R&D支出排名靠前国家的研发强度普遍维持在3％左右，其中，韩国（4.24％）、日本（3.14％）、德国（2.94％）、美国（2.74％），处于前列。中国2016年研发强度达到2.12％，相较于2000年0.89％的强度水平明显提升，目前已经接近法国（2.25％）并且超过英国（1.69％）等发达国家，与美国的差距逐年缩小。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但是，中国在基础研究和专利质量方面，仍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虽然中国与美国之间R&D支出的差距不断缩小，但是从R&D支出结构来看，中国主要注重试验发展阶段的投入，2015年占比达到84.2%，而基础研究投入则严重不足，占比仅有5.1%，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投入占比合计为15.8%。相比之下，美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占比达到16.9%，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投入占比合计达到36.4%。特别是在联邦政府层面，除了国防部以外的其他部门（包括能源部、NASA等）基本以资助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主，即使国防部资助的试验发展也是以先进技术与重要系统开发为导向，并且孕育了ARPANET（阿帕网，因特网的前身）、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重要发明。

中美R&D支出结构对比（2015年）

数据来源：NSF.

此外，发明专利的申请转化是衡量国家科技实力的另一项重要指标。中国近年来在专利申请数量上已经大幅超越美国，2016年达到美国的两倍，但是，中国有效专利则始终与美国保持较大的差距，目前仅为美国的64%，在专利实际转化方面以及提升专利质量方面，中国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中美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对比（万件）

数据来源：WIPO

中美有效专利数量对比（万件）

数据来源：WIPO

总之，中国在经济规模上的快速追赶令美国感受到压力，影响到了“美国的影响力”这一美国核心利益乃至国家安全，尽管在技术领域，目前中国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但美国已经开始担忧中国实现全面追赶的可能性。因此，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着重提出要保护美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确保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当前的中美关系类似上世纪80年代美日及美德关系，属于守成大国对新兴崛起大国的天然压制。然而，与以往美欧、美日贸易战不同的是，中美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属于意识形态存在根本分歧的守成大国对新兴崛起大国的天然压制。特朗普上台以来，尽管美国经济走向持续向好，失业率达到10年来的新低，但美国依然在经济向好过程中向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且美国的关税清单也多瞄准中国制造2025。因此，这次贸易战决不仅仅是经贸利益的争夺，而是意识形态存在根本分歧的守成大国对新兴崛起大国的天然压制，要做好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的准备，并且未来很容易升级为金融战、经济战、资源战乃至地缘战。

对于本轮贸易战的属性判断，我们还需要结合以下两方面事实：第一，逆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构成美国全面发动贸易战的国际大背景，2017年美国非关税壁垒手段已经达到极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找到强有力的新的增长点，过去几年，西方世界广泛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反经济自由化、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这对各国实际实行的贸易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各国频繁运用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美国在2017年非关税贸易壁垒手段已经“穷兵黩武”，由此构成了美国2018年转向关税手段发动全面贸易战的国际背景。第二，尽管在经济规模方面，中国确实在向美国追赶，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经济实力仍与美国相差甚远。仅以收入水平来看，2017年美国人均GDP达到约60000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仅约9000美元，只有美国收入水平的15%。在高端科技和基础研究领域，美国更是保持着绝对领先地位。

三、逆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构成美国启动贸易战的国际背景

从更大的背景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迄今已有十年，世界经济仍未从复苏中走出危机的阴霾，恢复“大缓和”时期的盛况，甚至有陷入所谓的“大停滞”的风险，在此背景下，逆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2017年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已经达到历史顶峰，甚至远远超过了危机时期的水平。因此，2018年美国全面升级到转用关税壁垒发动贸易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其非关税贸易保护主义达到极致的延续和强化。

总的来说，在国际贸易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与争端从未停止，不同的贸易保护表现实际上对应着全新的全球贸易环境，以及各国对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利益诉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了摆脱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全球范围内超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 英国缔结英帝国特惠制，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国家间为了各自发展民族经济，大多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在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贸易逆差开始产生并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开始中断二战以后奉行的贸易自由化政策，转而实行以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政策，从而掀起了战后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

从具体手段上来看，贸易保护可分为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两种。关税壁垒是自贸易保护主义诞生以来便广为各经济体所用，最为常见的保护方式，也是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期的主要手段。与关税壁垒相对，非关税壁垒是一国或地区在限制进口方面采取的除关税以外的所有措施，可通过国家法律、法令以及各种行政措施的形式来实现。非关税壁垒兴起的背景是GATT及WTO体制建立下，各方通过协商达成世界范围内国际贸易关税的大幅削减，因此贸易保护措施需要另辟道路，同时各国为保护国内工业也需要更为体系化的建设。据GATT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时，全世界非关税壁垒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800多项增至3000多项。相比关税壁垒往往受到双边关系和国际多边贸易协定的制约，非关税壁垒实施的灵活性、隐蔽性和针对性更强，制定程序更为直接，且界定不清晰时更容易施行，易于根据本国需求实施差别待遇，随时针对某国和某种商品采取或更换相应的限制进口措施，从而较快地达到限制特定进口的目的。在非关税壁垒当中，用途较为广泛、争议性较强的措施之一为反倾销，尽管在GATT及WTO框架下对反倾销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各国自行其是，仍把反倾销作为小规模贸易战的主要手段之一。1980年代全球共发生1558起反倾销案件，比70年代反倾销案件的两倍还要多，1990年代全球共有2488起反倾销案件，比80年代又增加了60%。这20年间，全球共发生反倾销案件4046起，超过1904-1979年的反倾销案件总和。1995年WTO成立后，全球范围内的反倾销案件有增无减。据WTO统计，1995年至2018年6月，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达5875起，反补贴调查528起，保障措施共361起。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至2017年，全球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上升到近十几年来的历史最高点。下图报告了WTO成立以来，全球每年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数量。图中显示，在21世纪初期，全球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但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案件数量再次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17年，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为248起，反补贴调查数量为41起，分别达到2007年的1.5倍和3.7倍。

数据来源：全球反倾销数据库。

其中，美国和印度是近期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发起国，2017年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当前贸易摩擦的主要制造者。据统计，1995-2017年累计发起反倾销数量最多的国家依次为印度（888）、美国（659）、欧盟（502）、巴西（410）、阿根廷（352）、澳大利亚（332）。而从近十年的变化趋势来看，美国和印度发起的反倾销数量快速上升，是贸易摩擦的主要挑起方，欧盟地区的反倾销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贸易摩擦紧张形势。2017年，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达到54起，是其近15年来的历史最高点，达到其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时期的2倍，更是其2006年危机前的7倍。

数据来源：全球反倾销数据库。

因此，从贸易保护主义演变的趋势背景来看，美国在2018年转向关税手段致使贸易战全面升级，实际上是其近几年来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强化下非关税手段达到极致之后的延续。

四、本轮贸易战的潜在影响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总得来看，本轮中美贸易战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但如果处理得当，总体影响可以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即总量不会下很快，结构也不会上很快。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已经事实性下降，当前层面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趋势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无论贸易战与否，未来中国经济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节奏都不会很快。

首先，就经济总量增长趋势而言，本轮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和下行压力，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本轮贸易战会影响中国的出口，进而对短期经济形势造成一定的下行压力，但是这个层面的影响还是相对可控的，不应局限为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从增长核算的角度看，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急剧下降，从2007年的8.7%下降至2017年的1.7%，已经显著低于中国加入WTO前的水平；二是，从经济运行的贸易依赖度来看，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急剧下降，从2007年的62.1%，下降至2017年的37.8%，也已经低于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39.4%的水平。近十年来，中国外向型企业的调整已经逐渐完成。因此，单从直接的经济影响来看，贸易战的影响比较有限且较为可控，要尽力避免贸易战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如果管控失当，就容易全面升级为金融战、经济战、资源战乃至地缘战。

其次，就产业技术结构升级方面，美国对中国以产业政策为名推动的大规模技术收购和投资历来是极为抵触的，未来中国在获取外部高新技术方面将会更加困难。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投资和引进都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在国内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失去外部力量援助后，势必会减缓中国技术更新的产业升级的速度。未来独立自主的发展将成为主流，以基础技术突破为标志的创新将替代单纯的商业模式创新而成为中国企业创新的新方向。中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治理“脱实向虚”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而关键。

从世界百年来历次贸易战中各国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来看，贸易战的中长期影响取决于自身应对措施。贸易战短期内会影响全球贸易，引起各国经济衰退，但是从长期看，如果能够积极调整自身经济结构，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就不会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1920年代末的贸易战以及21世纪初的钢铁贸易战在短期内的结果均是美欧两败俱伤，全球贸易量缩减，但是长期来看，美欧通过信息技术革命以及一系列金融创新，使得经济得到复苏，并逐渐繁荣。1970-80年代美日贸易战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究其原因是日本政府对宏观形势存在严重误判而错失了宏观调控的最佳时机，宏观政策上长期低利率和财政扩张助长泡沫，而后来又过急过快地加息及控制地价迅速刺破泡沫。可以说，当时日本追赶型阶段的发展方式已经过时，但结构性改革始终未能开展，而日本对于汇率的“恐高”心态以及后续采取的糟糕的宏观调控手段则使其陷入经济衰退。相比之下，德国在应对1970年代至1980年代贸易战中马克大幅贬值时，采取了宏观审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的去杠杆态势，关注国内的经济稳定、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创新，以短期的经济衰退赢得了更长期持久的经济利益。1980年代美苏贸易战，苏联深陷争霸泥淖，为维持军工业发展而保持较高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在贸易战的外部冲击下失去经济活力，后来俄罗斯凭借能源出口和价格上涨有了短暂的增长，但金融危机后又因经济改革力度不到位，再次失去了增长动力。

因此，面对美国发起的本轮贸易战，中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立足国内和长远发展，深化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治理“脱实向虚”和化解国内经济金融风险，并以积极的心态考虑主动参与全球新的经贸规则的制定。

第一，避免因为贸易战的升级而中断国内结构性改革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中国应做好中美贸易战被动升级为汇率金融战和经济战的准备。因此，在国内房地产泡沫已经不断积聚，企业、地方政府及居民杠杆率已经较高的情况下，应避免走货币放水、全面刺激的老路。宏观经济政策应防止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保持宏观去杠杆的态势，在货币政策空间较为不足的情况下，大规模减税，改善实体经济盈利，打击金融投机心态，治理脱虚向实，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第二，主动参与新的全球贸易框架及规则制定，有力破解美国的围堵态势。美欧日零关税自由贸易协定会对中国形成一定的制约，但不必过于悲观，且并非不可破解。美国、欧盟、日本均属于发达国家，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居于顶端，三者的零关税自由贸易协定只是将上游的海平面打平，但仍然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下游，而且离不开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一方面，中国可以主动联合东盟、南美、非洲与“一带一路”国家，寻求稳定的国际协调机制；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与发达经济体就自己可承受的行业签订自贸协议或者通过谈判寻求实施自贸协议的“过渡期”，尽力避免贸易战升级扩大，为中国等待新技术革命破解逆全球化趋势争取时间。

第三，需要认识到现有WTO框架对中国的利益实际上也日渐式微，避免过度敌对化。贸易战会影响中国的出口，进而对短期经济形势造成一定的下行压力，但是这个层面的影响目前看是相对可控的，战略上不应局限为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原因有两点：一是从增长核算的角度看，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急剧下降，从2007年的8.7%下降至2017年的1.7%，已经显著低于中国加入WTO前的水平；二是从经济运行的贸易依赖度来看，中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也急剧下降，从2007年的62.1%下降至2017年的37.8%，也已低于中国加入WTO前的水平。十年来，中国外向型企业的调整已经逐渐完成。因此，单从直接的经济影响来看，当前贸易战的影响有限且较为可控，要尽力避免贸易战向金融战、经济战、资源战、地缘战等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第四，避免国民心态的过度膨胀，避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舆论引导。日美贸易战期间，“日本第一”的外国认知和日本国民信心膨胀的氛围让人忽视不断累积的股市以及房市泡沫风险，导致宏观经济形势的误判从而错过了宏观调控的最佳时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美在技术创新、高端制造、核心技术、大学教育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存在巨大差距，应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推动基础技术研发，鼓励创新创业，降低高技术行业对美国产业链的依赖度。

第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将中美贸易战当作一个契机，以更大的信心和勇气来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到治理型政府、全能政府到有界政府的转变，减少政府干预，逐步放开国内行业管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国企改革、改善政商关系、清理僵尸企业、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寻求新的增长方式、新的增长动力、新的增长结构，真正建立起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