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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

邹静娴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

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看是由中美间长期经常账户失衡引起的贸易争端,但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背后折射出的是中、美两国在长期经济增速以及生产率进步上的差异。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发达国家在其经济起飞阶段都曾有过长期且稳定的经常项目顺差,实证结果也表明在控制了各国金融市场发展效率及其贸易伙伴国经济增速后,国家间相对经济增长率高低是决定两国经常账户结构的更为基本面因素。从经济增长角度来解释贸易摩擦有两个维度可供考虑:一是当一国增速(相对)放缓时往往倾向于挑起贸易摩擦,二是当国家间增速变动较大时可能激化贸易摩擦。前者主要源于逆差国的不满,后者主要源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大调整带来的冲击。一国长期增长率背后又是以生产率进步为支撑,从这一视角来看,未来贸易摩擦的势头取决于“技术进步”与“意外”的赛跑。

一、经常账户格局的重要决定因素——经济增长差异

在美国挑起的历次贸易战中,经常账户失衡——具体而言,是美国的长期经常账户逆差,往往是美国引爆贸易战的主要原因,同时,缩小贸易逆差也成为了美国贸易战的一大诉求。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一些国家会长期拥有巨额贸易逆差,而一些国家则积累大量顺差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很多,金融发展、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等等。我们不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但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生产率的进步及其推动的长期经济增长或许才是更为基本面的因素。

如果我们将视线拓展至更长的时间段(图1),会发现除去一战期间,美国在其经济起飞阶段曾长期(1920-1980间的绝大部分时间)处于经常账户盈余阶段。不仅是美国,英国在1850-1930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也都处于经常账户盈余状态。忽视这些长时间历史序列下的事实,而局限于美国近几十年的巨额赤字,可能会导致“短视”带来的认知偏差。

图1:美国、英国经常账户余额:1850-2011

数据来源:1850-1980年数据来自于Taylor(2002);1981-2011年数据来自IMF的IFS数据库。

如何理解经济长期增速与经常账户盈余间的正向关系呢?姚洋和邹静娴(2016)放弃了传统的永久家户设定,在世代交叠(overlapping generation, OLG)模型下,证明了长期增长越快的国家,在稳态上越可能有经常账户盈余。这一结论可以从“储蓄-投资”缺口的角度来解释经常账户余额:当一国经济增速提高时,由于实际工资的增长会使得国民收入增加,并且储蓄率上升。同时,投资率也会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及储蓄[1],最终的净效果就是该国经常账户盈余扩大(或逆差缩小)。

这一结论乍看之下似乎与发达国家的事实不符。比如,美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前十年的增长速度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美国是资本净流入国,而增长较慢的日本和德国却是资本输出国。但不要忘了,任何结论都是在“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得到的,这里,我们认为有两大重要的“其他条件”会影响结论——即“金融市场效率”和“贸易伙伴国增长速度”。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了金融相对差异和贸易伙伴国平均增速后,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表现为高增长国家倾向于有经常账户盈余。其中,贸易伙伴国增速尤为值得一提,这意味着在经常项目余额上,“和谁贸易”是重要的:一个国家虽然有更高的增长率,但如果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增长速度更快,则该国可能反而有较低的经常账户余额。事实上,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那样,这恰恰是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

[1]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提高,储蓄率的上升相比投资率更为陡峭,直觉在于经济增长对于储蓄率的作用相较投资率更为直接。具体证明见姚洋,邹静娴(2016)。

二、美国与其贸易伙伴间的增长差异和贸易摩擦

(一)美国的巨额逆差根源:自身经济增速不及其贸易伙伴

从“相对”经济增速这一角度,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的巨额赤字:尽管美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但是,美国与这些国家所面临的贸易伙伴国是不一样的——在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当中,存在一些具有更高增长率的国家(尤其是一些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和这些国家相比,美国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就是正常的事情。

图2比较了1980-2011年间美、英、德、法四国各自的贸易伙伴加权平均增长率,并且按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贸易伙伴国构成进行了划分。可以看出,在美国的贸易伙伴国中,发达国家贸易伙伴的增长率略低于其它三国所对应的增长率,但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其它三国所对应的增长率,并且,美国的增长率和其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随时间越来越明显。[2]

发达国家贸易伙伴国

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国

图2:四国贸易伙伴国增长率(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划分):1980-2011

注:贸易伙伴国的加权增长率计算中权重取为两国间贸易往来量。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IMF的DOTS及IFS数据库(得到贸易权重)以及PWT 8.0(得到各国增长率)表计算得到。

[2] 这既可能是由于原有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的增长速度加快,也可能是由于美国和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加。

图3展示了1980-2011年间美国自身增长率、贸易伙伴国加权平均增长率,以及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情况。其中有两个阶段能很好佐证我们之前的讨论。一个是1980-1990这十年,期间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国的增速相差不大,而这也是美国赤字水平相对较低的阶段。另一个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金融危机这段时间。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国增速的差距开始扩大,几乎同时,美国的赤字率开始大幅度攀升。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增长率差距达到顶峰,而这一时期也是美国赤字率最高的时候。由此可见,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国)之间增长率差距的扩大,可能是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问题加剧的重要原因。

图3:美国贸易伙伴国平均增长率及美国赤字情况:1980-2011

注:权重计算方法如图2。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IMF的DOTS及IFS数据库(得到贸易权重)以及PWT 8.0(各国增长率)表计算得到。

(二)巨额贸易逆差加剧贸易摩擦

根据WTO公布的各国反倾销数据(global anti-dumping,GAD)可以看到,美国提出的反倾销申诉数与自身经济增速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图4),这也就意味着,美国频繁提出贸易申诉的时期往往也是自身增速(相对)放缓时期。回到本文的分析框架,这也与自身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经常账户赤字扩大有关。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贸易摩擦的导火索,而这种长期巨额逆差的根源又是由于美国自身经济增速不及其他贸易伙伴国。

图4:美国经济增速与美国反倾销申诉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WTO反倾销数据库。

 

除了知道逆差背后的根源外,我们还想知道为何美国逆差扩大时往往与别国的贸易摩擦就会加剧?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如何看待贸易逆差。虽然众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经常账户逆差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例如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就曾这样解释过经常账户余额的无关紧要性,“我对我的理发师有长期赤字,我的东西他什么也不买。”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生活。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Gary Cohn)也曾反复向特朗普总统传递以下信息:“美国的贸易逆差能让美国人能够购买更便宜的商品。因为价格具有竞争力,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的商品涌入美国。美国人在那些进口商品上节省了开支,从而有更多的钱用于其他产品、服务和储蓄,这就是全球市场的效率所在[3]”。

但即便如此,在政客眼中经常账户赤字却总与失业、汇率操纵等问题挂钩。特朗普总统就始终认为,美国的逆差意味着就业机会外流,并且这种逆差格局是因为美国遭受了“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导致的。例如,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就曾猛烈抨击美国的贸易政策,在他看来,美国当下的贸易协定允许廉价的外国商品涌入美国,从而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特朗普总统还曾于今年3月发布的社交推文中谈到,“当一个国家(美国)与几乎每一个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之间都蒙受数10亿美元的损失时,贸易战就是好事,而且能轻易取胜,”这句话代表了美国执政者的常见想法。正是因为他们认定美国的巨额逆差有损于美国经济,并且这种逆差源于“不公平”对待,应该且能够通过贸易战得到“纠正”,所以我们才看到美国逆差扩大时往往伴随着贸易摩擦的加剧。

[3] 引自《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Bob Woodward, 2018.

(三)历史回顾:1960-1990日美贸易战

在美国挑起的数次贸易摩擦中,又以1960-1990年的美日贸易战和本轮美中贸易战最为引人注目,这两次贸易战的共同背景都是美国对这

两个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通过对日美贸易战的兴起与弱化,有利于我们理解和预测本次中美贸易战的走势。

日美贸易战发端于1960年代,矛盾于1970年代激化,并于1980年代达到高潮,这三个阶段基本与日本制造业的重生、崛起、鼎盛阶段吻合。在1960-1990这三十余年间,美日贸易纠纷在行业层面的大型贸易战共有6次,宏观层面贸易战有2次。

首先可以从日美贸易层面回溯当时历史:二战后日本的出口行业对美国依赖度很高。在国内出口导向经济战略引导下,日本连续 10 多年对美保持贸易顺差,并且数额逐年增加。1970 年,日本出口贸易额为 189 亿美元,16 年后增至2108 亿美元,基本与美国(2173 亿美元)持平。按照IMF的双边贸易数据库(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S)统计[4],1980年,日本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占据日本总出口额的24.7%,同时占到美国总货物进口的12.8%。此后,这两个数字都不断上升,一方面显示出日本出口行业对美国依赖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美国的进口越来越依赖日本。1986年,这一趋势达到峰值,当年日本对美出口金额为8.2亿美元,占到日本出口总额的39.0%,同时在美国总进口比重达到22.2%。此后这两个指标双双回落,1994年时,日本对美出口占日本出口总比重约为30%,在美总进口比重降至18%以下。这“一升一降”也正好对应于美日贸易摩擦的升级与缓和。

同时,从美国出口行业角度来看,美国对日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比重变化不大,始终维持在10%左右。但在美日贸易战的末期还伴随着另一重要事实,那就是从1980年开始,日本的进口中来自美国的进口比重有所上升,直至1987年后基本稳定在23%左右,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这两组数据表明:(1)美日贸易摩擦是随着日本对美出口(占美国总进口)比重不断上升而加剧的,也随着这一比重下降而缓解。(2)美日贸易战使得日本降低了对美国出口的依赖度,表现为日本对美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比重的先升后降。(3)同时,在美日贸易摩擦的尾声,美国对日出口(占日本总进口)的比重也保持在了一个历史相对较高水平。


图5:美日双边贸易情况(%,1980-1994)

数据来源:DOTS数据库,IMF。

此外,还可以从更为宏观的经济增速表现上看日美贸易摩擦。总体而言,两国经济增速表现的变化情况也大致与日美经贸摩擦的节奏吻合:6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表现最为亮眼的一个时期,十年间人均GDP增速平均为9.1%。直至70年代中期,日本的人均GDP增速长期高于美国,1960-1975年间日本经济增速平均比美国高出3.8个百分点,这也是日美贸易摩擦触发、激化的时期。大约从1973年-1983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日、美两国都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增速放缓。但仅用了2年时间,日本就走出了衰退,经济增速从谷底(1974年)时的-3.1%跳升至1976年时的+3.2%,同期美国经济增速也从-1.4%上升至+4.4%,日、美经济增速差距有所缩小。但进入80年代后,美国经济增速再度长期低于日本,1980-1989年间,美国、日本的人均GDP增速均值分别为2.2%和3.7%,这一时期也是日美贸易战最为激烈的时期。进入90年代后,日本由于在外部干预下出现了自身政策失误,最终步入“失去的二十年”,日美贸易摩擦也随着日本的经济增速走弱而逐步缓解。

图6:美日人均GDP增速(%,1960-2000)

数据来源:WDI数据库,世界银行。

此轮中美贸易战在背景上与日美贸易战有类似之处:1980年时,中国对美出口不足1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比例仅为5.8%。但此后改革开放激活了市场经济,同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也使得中国对美出口迅速激增。从中国总出口构成来看,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在1992年之前都不超过10%,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一比例大幅攀升,到1998年时已经超过20%。但此后这一数字基本稳定,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比重为19.0%。相比之下,美国对于从中国进口品的依赖度却在稳步上升。以中国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总额比重来看,这一指标已经从1980年的0.4%跃升至2017年的19.2%,表明美国对于中国的进口依赖度正不断上升。相比之下,在中国的进口品中,来自美国的进口比重却在不断下滑,这一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1.1%下降至了2017年的7.8%。在中国进口商品构成中,取代美国的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也是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新格局密切相关的。

综合上述事实,可以看到,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客观背景主要有:(1)美国进口品中,对来自中国的出口商品依赖度逐年递增。(2)但同时,中国的出口市场中,出口至美国的比重已经基本稳定。(3)中国进口品中,来自美国的商品占比显著下降,取代美国份额的主要是东亚国家。


图7:美中双边贸易情况(%,1980-2017)

数据来源:DOTS数据库,IMF。

[4] 数据库起始年份为1980年。

三、现状:发达国家面临“长期停滞”威胁,全球经济格局剧烈变动

(一)发达国家面临的“长期停滞”窘境

既然长期经济增速是经常账户的决定因素,那么下面两组关于长期增速的基本事实就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美乃至全球的贸易摩擦加剧十分重要。

事实之一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表现出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虽偶有反弹,但总体始终处于低迷状态。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低增长,是一系列世界经济活动的低水平[5],可概括为:低投资、低贸易、低资本流动、低通胀、低利率。有鉴于此,2013年,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提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已进入“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阶段。

相比以往经济危机,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有以下几点“不一样”:一是造成的衰退程度之深前所未有:肇始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将近十年时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在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7%,显著低于二战后几次全球经济衰退期的最低增速——分别是1975年的0.8%、1982年的0.3%、1991年的1.4%、2001年的1.9%(图8)。如此严重的衰退在西方国家甚至被冠以了专用名词“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

图8:2008年金融危机将全球经济增速拖至二战后最低点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其次,除了衰退程度“之深”外,此次金融危机有别于以往的另一特征是——全球经济增长复苏进程“之缓”、“之艰”,也远超以往经验和人们预期。从全球层面来看,战后全球经济波动的周期约为7-10年,在每个周期的最低谷度过之后2-3年时间,全球经济增长即可恢复至较高水平。然而,本轮“周期”中,全球经济在度过2009年的最低谷后,并没有进入稳定复苏通道,而是在2010年经历了一个短暂反弹后又随即陷入了长期衰退之中。在2012-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始终徘徊在2.5%左右,相比于危机爆发前2004-2007年4.2%的年均增速,近乎腰斩。据IMF估计,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水平发生趋势性下移,世界由此永久性地损失了约15个百分点的GDP总量,部分国家今天的产出水平才刚刚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图9)。

图9: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永久性损失:全球经济实际产出与2007年产出比较

注1:图引自朱民(2017)

注2:图中最上面一条蓝色线是IMF在2007年对全球GDP水平的发展预测轨迹(2007年=100);中间一条红色线是2008年危机发生后IMF对全球GDP水平发展调整后的预测;最下面一条黄色线代表2008年危机后全球GDP实际轨迹。对比最上面的蓝线和最下面的黄线,中间缺口即为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GDP造成的冲击。

此次金融危机后全球增长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不同经济体的增长路径和复苏程度呈现出显著差异(图10)。具体而言,从大的区域板块来看,东亚地区和阿拉伯世界是危机后经济增长复苏相对最快的区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危机前高于北美和欧元区,在危机爆发后的反弹也强于后者,但是在2010年之后却快速走低,到2014年后成为全球增长最为低迷的区域,呈现出“先扬后抑”的特点;欧元区经济增长在度过2009年的最低谷后,又在2012年经历了二次低谷。从国家和地区层面来看,处于各个收入区间的经济体在危机后的增长复苏可谓是有好有坏。此外,即便是那些出现过强劲复苏的国家,也面临着再度陷入衰退的风险。从复原程度上看,欧美等发达国家都远未达到危机前增速。

图10:不同区域板块的经济增长率:1991-2016

“长期停滞”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预测未来全球经常账户格局具有重要预测意义。目前,对于“长期停滞”假说的讨论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展开,但普遍认为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都是较为长期的基本面原因,因此短期内难有改观。

王胜邦和聂欧(2015)对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现象及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在供给侧,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研究者们讨论的焦点之一。Gordon等(2014)认为相比于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如蒸汽机、铁路、电力、内燃机等,近年来的技术创新对于生活水平、生产效率的改善则要弱得多。此外,他还指出,从效果上看信息革命的主要影响多局限于金融等少数行业,惠及范围也远不如之前技术革命。相较而言,技术进步这一原因对于“长期停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他们离技术前沿尚有一段距离,因此一段时间内还可以在原有技术追赶路径上迈进。

作为生产的重要要素投入——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在放缓,且在发达经济体中更为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许多国家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西班牙、希腊等国的青年失业率更是超过40%。高失业率不仅对于经济活动造成伤害,还可能导致劳动力技能永久性的丧失,即使经济回暖也难以扭转。第二,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老龄化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第三,由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边际提升效果已经十分有限。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中学注册率在1990年就已经到达91%,2015年这一数字为97%,25年间仅上升了6个百分点。

需求侧方面,无论是从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来看,短期内都没有走出长期停滞的迹象。消费需求方面,近几十年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消费乏力的重要原因。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新作《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中仔细考察了全球化最鼎盛的20年,即从冷战结束前的1988年到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间不同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他发现,全球化最大的输家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全球收入80-85百分位),他们的收入在20年中几乎没有增长。根据OECD报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的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年均增长不到1%。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甚至还在下降,他们的状况大致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或70年代后期的水平。除此之外,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图景并不只是白领-蓝领差距这么简单。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国家,处于收入最高1%人群收入增幅都要超过其他社会阶层,在美国更是如此。1979-2008年,最富的1%同剩余99%人群收入差距增加了3倍。而这部分顶级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低于中产阶级,可见,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是造成消费乏力的重要原因。

总体而言,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解释,都普遍认为当前的“长期停滞”现象更多是结构性、长期性的,并且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更为明显。如果没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出现,短期内很难预见到世界走出“长期停滞”泥淖。

[5] 朱民. 世界经济:结构性持续低迷[J]. 国际经济评论,2017(1):9-22.

(二)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大调整”

正如上面提到的,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走出衰退的速度各异。从全球格局来看,这意味着未来各国在经济增速表现上将进一步分化,进而导致全球治理格局大变动,这可能是经济增速(相对)变化激化贸易摩擦的另一渠道。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则总结出:自1500年以来,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他还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来定位21世纪的中美关系,其核心观点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两者的矛盾“多数”最终通过战争解决。背后的直觉也是清楚的:当全球增长格局面临重大调整时,新旧增长实力间的摩擦势必加剧。

为了考察全球经济排位的变动,我们将从1950-2017年间全球所有国家经济增速进行逐年排序,然后计算出各国相比自己前一年的增速排序变动,最后将这一变动绝对值逐年进行加总。如此一来,就得到了每一年全球增速排序变动的情况。从图11可以看到,从1950年起,80年代前全球增速排序变动较为温和。但从9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几次大的排序波动,而追溯历史,每一次大的增速排序波动往往背后是大的经济危机。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增速分别从1996年的7.2%、4.5%、6.6%、3.2%降至1998年的-9.6%、-8.7%、-6.1%、-5.5%,相应增速全球排名依次下降了111、125、70和67名。同样,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使得各国经济增速排名发生了剧烈波动。

图11:全球增长排序变动(绝对值)加总

注: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所得。

四、展望未来:技术与意外的赛跑

综上所述,以长期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看,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解释过往的贸易摩擦:一是当一国长期增速(相对贸易伙伴国)放缓时,往往倾向于挑起贸易摩擦;二是当全球经济增速排名发生剧烈变动时,贸易摩擦程度加剧。其中,前者谈的是一国经济增速水平值的变动,强调一国自身发展;后者则是全球经济增速的变动,关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大调整。

目前看来,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深陷长期停滞泥淖。并且从长期停滞的成因上看,短期内改善希望不大。但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则相对乐观,这主要源于其相对健康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在技术追赶上的“后发优势”。具体到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上,按照本文逻辑,如果两国在经济增速上的差异不发生根本性的扭转,那么当前这种经常账户失衡局面就不会彻底改变。可以预期,贸易摩擦也会长期延续。

但是,在两种情况下,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可能得以缓解:一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能够再次掀起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将全球经济引领到一个更快的“全新赛道”。如此一来,各国都可以从新的做大的“蛋糕”中分得一杯羹,尤其是原本已经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还可能迎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结局无疑是皆大欢喜的,但目前来看,似乎尚未出现这样的“技术进步”迹象;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的另一种可能就是中美之间经贸联系减弱。尽管这可能无助于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缩小,而仅仅是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可以将贸易摩擦的“火力”分散,有利于缓和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

来源:人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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