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让，福建人要下海了

闽人在海上开拓生存空间

福建地形的山河复杂、山脉纵横，在秦朝以前，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并不足以与福建地区密切交流。更何况福建山地太多，可用耕地太少，对于远在华北、中原、关中这些大平原上的汉人看来，基本上没有征服的价值。

在海运技术很简陋的时代

福建山区不要说和中原比，连副中心都算不上...

所以战国时期，处在当时的闽越国管辖范围之内的福建，和中原争霸的雄主们无关。闽越国主体是古百越部落的后裔，和被楚国所击败并逃亡至此的越国人。这样一个政权的外向性很低，闽人也得以安享太平。

对于七雄中最南方的楚国

武夷山另一侧也很陌生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福建当时的地理条件并不能够吸引农耕民族主动前往至此，在历史上的大多时期，福建地区多是由被迫离开故土的人前来开发。

由于多山的阻隔因素，逃亡至此的越人也并不是从越地由陆路前往福建，而是选择了走海路。这在冥冥之中注定着以后的闽人要和海洋结下不解之缘。事实上偏于一隅的闽越国，就将造船业的技术发挥到了颠峰。

配合交通的距离才是有意义的

因依赖于海上交通

东南沿海也形成了与中原不同的海洋文化

秦始皇在统一七国之后，福建成为了帝国统治的缺口，让始皇帝并不满意。大军来至福建，设立闽中郡，虽废闽越国王为君长，却仍以闽越王为闽地的实际管理者。道路险阻、交流不便，经济利用价值较低的福建，对于始皇帝来说，只要在其治下体现出帝国的完整即可，不用强力控制。

汉武帝才是真正控制闽地的君主，让福建和西域一样，成为了古代中华帝国最晚控制的区域。但即使如此，闽地在整个中原王朝辖域之内的地位也比较低，而在之后的绝大多数王朝，福建也都是处于这样的地位：一个化外之地，并没有得到重视。

农业社会的陆运成本是非常高的

大规模移民和进军，水运是必要的

当时也正是为此而修建灵渠

但灵渠在西，东面的赣江通道很晚才通畅

而更东面的福建，从陆路就很难进入了

政治上的边缘地位，农业上的不利条件，让很多农民只能转业为渔民和水手，向海求生。所以自古以来“以海为田”都是福建与其他地区民众不同的生产方式，将海洋捕捞、海洋交通运输作为生存的根本，这一点就与陆地的农业发展相似。

这是以农耕为本的汉民族面对福建这片特殊地区之时的适应性选择，它同时也采纳吸收借鉴了闽越族的海洋传统生产方式。

以海为田

（浙江苍南大渔湾）

福建在海上闯天下

这个特殊的环境条件之下，福建海洋贸易的天赋被逐渐发掘出来，这一点在宋元时期最为闪耀。

在唐朝和五代时期，当时的政府对商人的控制力度开始放松，官方对待私有财产和贸易的态度较为宽松。商人阶层开始崛起，不仅仅是陆路商贸得到了发展，水路商贸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这也仅仅是内河与运河航运，海运在这个时候仍默默无闻，福建在这个时期也仅仅是个小透明，并没有得到世人的太多关注。

当政治中心仍然位于黄河流域之时

如西安、洛阳、开封等

内陆运河的重要性显然比海运要大

但福建先民不甘心只看着别人赚钱，开始在海运上动脑筋。由于隋唐两代积累了大量内河造船技术，宋代对西北的失控又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远距离海洋航行被迫成为了可行的替代选择。

杭州宋城南海一号模型

（来自维基百科）

福建地区的两大港口就这样进入了历史的舞台。

一个是福州。福州位于闽江口，入海口的地位是其作为海路贸易枢纽的原因之一。同时它也与台湾岛北部隔海相望，水文条件比较稳定，方便船只通过。在公元九世纪之时，穆斯林水手常常造访东亚四个主要港口，福州就位列其中。

福州还有个优点是并不直接面向海洋

这样就更适合作为军事要塞和政治中心了

不过也妨碍了深水海港的建设

另一个就是泉州。泉州的发展模式比较特殊，除了自己本身较为优越的地理因素之外，还有着一些人为因素。公元9世纪后期，中原王朝腹地战乱不断，许多北方人逃到福建以避灾难，泉州就是其中一个落脚点。另一个原因就是黄巢起义期间，广州被洗劫，幸存的外国侨民被驱散，大多来到当时微不足道的泉州，意外使得其具有了国际化背景。

海峡两岸

随着陆上丝路被断绝，海上丝路必须顶替之，泉州不断发展起来，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对外贸易的中心，朝廷最终也承认了其贸易地位。北宋年间，朝廷在泉州设立了第四个市舶司。福建旧港福州却衰落了。

此时的泉州，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的后裔占了定居者很大比例，而他们相互之间也联系广泛。福建商人充分利用这一点优势以及他们的相关专业知识，成为了东南亚贸易世界中一股持久的力量。泉州就在这个时候不知不觉的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稳定向环印度洋输出

胡建人自己要下海了

自此以后，谁也拦不住福建人下海了。

元朝之时，得益于元世祖忽必烈鼓励海上贸易的开明政策，元代的泉州继续得到空前发展。威尼斯人马克·波罗曾在13世纪70年代造访泉州，并描写到：“所有来自印度洋的船只都汇聚于这个繁华而壮丽的港口——刺桐（泉州）。”

有钱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终明一朝，虽然海禁政策一直伴随着这个朝代，但也在初期有过郑和下西洋的高峰，三宝太监郑和在下西洋之前，一般都在福州府长乐县的太平港进行休整，驻泊伺风开洋。虽然江苏是名义上的起点，但事实上宝船队都是从长乐启程的，也足以凸显出福建在海路运输之中的超高地位。

香港科学馆的郑和宝船模型

（来自维基百科）

清军入关之后，一路南下，进攻江南之时，郑芝龙投降清军。而郑芝龙的儿子，泉州人的后裔，郑成功继续率领父亲旧部在中国东南沿海抗清。作为后来南明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还曾一度由海路突袭，将清朝的江宁府（原明朝南京）包围。在这之后，郑家军也是凭借海战优势固守隶属于泉州府的金厦二岛及其周边，抵抗清军南下。

依托于岛屿的海上游击是不能持久的

因为清军一旦完全控制沿海城镇

就可以禁海迁界以断绝海商海盗的物资来源

而这之后，郑氏又以金厦二岛为基地，进攻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盘踞的台湾岛，最终挫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事实上，今天我们熟悉的“下海”一词，就源自元张之翰《再到上海》诗：“下海人回蕃货栈，巡盐军集哨船多。”当时有最多藩货栈的也就数福建。

而福建人也一直把下海的传统保留得很好，改革开放以后，福建商人也是最早下海的，无论是做制造还是跑运输，做中介还是金融创新，都少不了下海的福建人。

在丰富的商业活动中，十里不同俗的传统酒桌文化也应运而生：福州人是省会人民，面子大，一定要陪到开心；泉州人喜欢喝群的，一群人一起吨吨吨；厦门人是没有感情的啤酒杀手，气氛不闹，但效果总是很好；三明人躲在深山里悄悄把啤酒当茶水喝。到了闽北、闽东、闽西山区，淳朴的农民喝到开心处，不仅给你再倒一碗，牛都得喝。（酒好喝也不要贪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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