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海员休假难、换班难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作为保障国际民生、经济生产的“关键工人”的他们回个家比起徐峥的《人在囧途》系列电影都过之而无不及。如下就是一位名为康帅的二副海员兄弟介绍了去年和今年的两次换班经历，虽然遇到了一家好船东，但回家道路之坎坷也可见一斑.......

我是中远海对外服务技术有限公司（MASES）的一名外派船员，现在服务的船东是荷兰的一家公司---- Royal Wagenborg。

Wagenborg散货的经营区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为了保证船员的顺利更换，每个来这个公司的外派船员都要持有有效的申根签证和美签，每次上船之前，MASES也都有例行检查。

相比于有固定航次的集装箱班轮，散货船是行踪不定的，往往这个航次结束了，还没有确定下个航次。在未知的时间和地点的前提下，换员的操作上就有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还没有新冠疫情的时候，在Wagenborg这边，不便于更换中国船员地方主要是在俄罗斯和爱尔兰，主要原因就是办理那里的签证，都比较长的时间。我快到休假的时候，往往会担心去这两个国家的港口，或者是一个跨大洋的航次，过一次大西洋一般需要近两个星期。我不希望被延期，特别是在船连续工作较长时间之后。

2020年初，我在Edenborg上船，合同是在2月份到期。1月初，船在欧洲时，我就发了休假申请，当时国内的疫情开始爆发，很多欧洲飞中国的航班都已停飞，没能回去；2月中旬，到了美国的Albany，纽约州的疫情开始大爆发，美国的航班也停飞，也不能回国；3月中，到了意大利，那里又成了疫情重灾区，所有离意大利的航班停飞，也拒绝中国人入境，还不能回去；然后有抛锚两个星期等航次计划，紧接着一个爱尔兰去俄罗斯的航次，一直到6月初，陆续有了欧洲美国回中国的航班，有五个”一”的限制等，“回家难求一张高价票”成了国际社会的热点。

6月18号，船到荷兰Delfzijl的船坞大修保养。MASES安排我们下船去酒店等待，一旦有了确定的机票就可以安排回国。然而，等我们到了在移民局，官员问：“你们有没有飞往国内的机票？”我们说没有。官员又说：“荷兰最新出台的COVID规定：要办理入境手续，必须要具备从荷兰出发的机票，而且办理的时间是在飞机起飞时间前的六个小时。”移民局办不了入境，也就别想住岸上的酒店等机票。好在船是进了坞要维修保养两个星期，我们还能回得来，不然就是无家可归，或者随着船，继续漂泊。那时候有已经有五个人的合同是延期的，最长的已经在船连续工作12个月。

7月1号，我们终于拿到了机票：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经法兰克福和香港转机，目的地是上海。当天晚上飞到法兰克福，22点，登机前的一个小时，工作人员广播通知：“7月1号，当晚生效的一条COVID规定：不准中国大陆的旅客在香港转机。”不准中国大陆的旅客在中国香港转机!！想想就觉得气愤!

我们和MASES，船东的船员操作部门以及船东办公室（Wagenborg）联系，他们也在打各处的电话进行了解，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当晚机场的海关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也没有能飞回奈德兰的航班，我们只能在转机区暂等一夜，忽然使我想起Tom Hanks主演的一部电影---《幸福终点站》，我们有可能也要体验一下那种生活。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海关说明了情况才允许入境。MASES帮我们在机场附近找到了安置的酒店。船东Wagenborg表态：“要不计成本地，保证我们这批船员得到妥善安置。”后续的酒店住宿和饮食的费用都由船东承担，给我们发放工资，标准是在船的基本工资。

7月19号，我们拿到回国的机票：从法兰克福起飞，经苏黎世转机，到上海浦东。一路顺畅，到了浦东机场，核酸检测，闭环转运，专门的安置隔离点，三餐上门，开始认认真真隔离，想要放风的话，自己可以打开窗户。隔离满14天之后，要向居住地的街道或者居委会报备自己的返回行程，然后居家隔离，自我监测等一系列过程，经历也就和其他回国的人们一样了。

2021年，COVID防疫的应对措施相对完善，特别是在中国。对航班的限制措施有效地呼应了“非必要，不出行”的政策，回国的14天强制隔离，核酸检测，以及新冠疫苗的研发和普及等等。

3月中旬，我要到丹麦上船（Eemsborg），从广州起飞，在Jebil Ali转机，到哥本哈根。那时候要搭乘航班出国，必须要有中国海关审发的健康码，另外还要必须持有有效期在飞机起飞前24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这也就比以往上船多出两到三天的准备时间。乘机过程中，口罩、手套、防护服，个人全副武装；到了哥本哈根办理入境时，同样要现场做核酸检测，拿到阴性报告结果后方可入境。

其实，货船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隔离环境。也就是在进港时候，驾驶员要和一两个引水员接触，也都有戴口罩，保持两米距离的防护措施，在引水员离船后也有相应的消杀作业。总体的防疫安全等级要远高于陆上和空中交通，因为接触到的人极少，而且人群受感染的风险较低。至于到港后的代理，海关，检疫等相关人员的访船，也都被取消，基本上所有的文件工作也都实现了电子化，邮件往来就可以解决；装卸货作业都是机械化，是可以完全不和岸上的人接触的；海上航行时，就更不用多说。

我的劳务合同是在第37周到期，也就是在9月初。船上的船长、大副、老轨、大厨、还有一个水手，劳务合同到期时间大体一致。

8月中旬，我船在芬兰，MASES就已经在寻找合适的换员港口了。那时候从芬兰回国内的机票已经排到了10月份。之后的航次是从芬兰Kokkola，过基尔运河，去比利时Antwerp。也考虑过德国换员的可能，那里的机票同样排到了10月份；随即推到Antwerp，因为那时候在比利时没有直飞的航班，我们申根签证的签发国是荷兰，传言：必须要在签证的签发国出发，在那有可能换不了。在Antwerp外锚地等待进港的时候，来了下个航次是在荷兰的Vlissingen装货去挪威，原以为可以稳当在荷兰换员了，谁知第二天，又有消息说：Vlissingen的货还没有准备好，航次取消。几经波折，直到9月15号，确定新的航次是：9月22号到了Rotterdam装货,去芬兰的Pori。终于，我们等到在荷兰换员的机会。

中国驻荷兰大使馆自9月1号实施了的一条针对船员的新规定：“从荷兰始发的船员（应持有有效的荷兰签证）必须在下船后在荷兰进行14天的隔离闭环管理，需要船公司出具的隔离证明，不然一律不予审发健康码。 ” 有不少国内的船员一直称赞英国将海员列为“Key Worker“的做法，给予船员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这次中国也从防疫的角度，同样将海员列为了”Key person“。（可参考：→麻烦了，中国海员在新加坡换班恐陷入僵局）

我们见到这条规定，无非是面临漫长隔离生活的将近窒息的心情上，多加两道绳索而已，而大副却是有几分痛感，因为他申根签证的有效期是在9月25号，如果安排他9月21号和我们一起下船，他的签证就在隔离期间过期；如果MASES帮他申请旅游签证，有效期也只有15天，除去14天的隔离时间，根本来不及去拿核酸及血清检测的结果，等不到健康码，上不了回国的飞机。

通过Wagenborg，MASES，MASES还委托了当地专业的船员服务公司---Boer，多方努力也都没能找到解决的方法。最后Wagenborg的船员管理部门提出方案：“9月22号，先让大副在荷兰下船，飞去美国，在美国上另外一条船—Edenborg，Edenborg的下个港口是摩洛哥的Cassablanca，等Edenborg到了Cassablanca再让他下船休假。Edenborg预计到Cassablanca的时间是在10月27号，在摩洛哥的休假的中国船员同样需要14天的闭环隔离，出具相应的证明，大使馆才能审发健康码，才能登机。按照这个方案，等大副完成国内的强制隔离，到家就得是12月份了，而且还有个前提：这所有的环节都是顺顺利利的。虽然是给了人一线希望，可是微弱得近乎绝望。

9月21号，大副仍然在船寻找其他可能的回家之路。我和其他5名船员下船，在鹿特丹海牙机场附近的Wings酒店开始14天的闭环隔离。

二副：康帅

2021/9/29